篇1
在育人工作中的现实价值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机融合，既是对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内容新的补充，也是培养品德高尚合格人才，提升人文修养的有效举措。
1.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主张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爱”原则，崇尚“仁者爱人”，尤其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因此“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的相处中，我们应当学会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伤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实现的事情，也允许和帮助别人去实现。而“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国则长期以来是百姓的生活处事哲学，今天尤其应当广泛推广。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长远目标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当今现实社会，尤显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流传久远的格言。把帮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内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乐之源，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社会公德，是富有爱心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为乐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进而养成为一种习惯，上升到精神境界，将会是他们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如有人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
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认为，礼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左传》中也曾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与谦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周期长、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质培养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伟业。要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传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宏大”走向“细节”，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老三样”：照本宣科、树典型、学英雄，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让德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识与学生生活行为融为一体，让德育教育基于学生的生活土壤，引导学生“知行统一”，知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人文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实践考核力度，从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礼节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训练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同时老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的结合，切实践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细节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规范的具体，权利的明确，首先可以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满；其次是发现别人的长处，能宽容地看待他人的缺点，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确对待名利，不居功，不争名夺利，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开阔，长此以往经过努力，营造出一种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倡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终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携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宽容礼让的和谐社会。
3.践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
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首先“义然后取”，“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被否定。这种倡导“先义后利”和否定“见利忘义”的思想，强调奉献牺牲和责任担当的传统，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当前对提高我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校园里，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朴实的与人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地和谐地与人相处，但现实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诸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及各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校园，影响着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少学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片面偏向个人一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甚而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尽量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影响的交往对象，并以之提高充实自己。古人云：“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来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进取心、自信心，爱国、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勤奋上进、勇于奉献。一个内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质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滥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堕落沉沦。欲立事，先立人。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说，想要载物必须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二、总结
篇2
作为好朋友，我首先要介绍的是，丁教授1家4口人。丁教授本人，他太太，女儿，儿子，4个人都是北大生，1家4“北大”，很不容易，可以称得上是“天下第1家”。我来这里“服务”，就是丁教授夫人安排的。
此行，我带了1个团来，是到嘉兴去开同学会的。我曾在嘉兴青年中学读过书，那是在5105年前，现在我们这些老同学都已经是7、810岁的人了，大家都想回自己的母校去看看。从而可以看出，学校对人的影响有多大，什么都不看，就只想看看自己读过书的地方。虽然，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医院了，但是大家还是想回到老地方，看看那些房子，可见1个学校对人的深远影响。从台湾我带了3108个人，在这里我还找到了1210个同学，听说我们要来，都从4川、福建、广东赶来，大家聚合在嘉兴，找了个旅馆，见了个面，吃了顿饭，到自己母校门前照了张相，徘徊徘徊，然后各自解散。这次，以这个理由，我带着这个团到这边来，顺便到了宁波。丁老先生说，难得到宁波，去宁波大学正好可以做个服务工作，并说宁波大学这儿正在做1个系列专题讲座“做人、做事、做学问”，专题讲演内容与我所讲的思想内容很符合，正好可以去做个服务。我说，我讲得不好，他说，没关系的，讲错了也不“挨打”，因此我来了。最近，丁教授经常介绍我到大陆来，他甚至陪我到过这样如此偏远的地方。我的年龄也大了，今年7102岁，学校也有人接班，闲着没事就常跑出来“玩”，全国各地我差不多都快跑完了。主要做些什么事呢，就是利用自己剩余的价值为国家多做点事，想着怎么样把仇恨消除消除，把误解开通开通，把文化交流交流。两岸相隔510多年，太没道理了，早点回归，早点见面，早点团结，早点建立大中华、大中国，这才是我们的愿望。至于我们具体应该怎么都不用去管它，只要大家爱国就行了，谁来爱都1样，为什么非要你来爱，只要大家都爱就行了。
所以，在没有开始巡回讲演之前，我已经找事来做了。我在台湾组织了1个大学教授篮球队，全部是大学教授，没有助教，也没有副教授，全部是博士级的教授，组织了大约1百510个人，不打篮球也不能参加这个队，队的名字叫“4君子”篮球队。“4君子”篮球队基本上都是7、810岁的老头，我们每年到大陆的各个大学去访问，请出他们的教授篮球队和我们比赛，保证尽量不准有体育系的参加，不考虑输赢的结果。海峡两岸没有输赢，我们还要考虑输赢吗？你打赢了我有什么光荣，我战败了你有什么利害，我们就是要在1起玩玩，最为重要。今年3、4月份，我带了几10个人，访问了长春吉林大学。吉林大学现有5万多人，主校合并了4所大学，非常宠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然后，我们又到了沈阳师范大学，结果它和吉林工大、农大也要比赛。这两所大学的校长看到我，就说，我讲演来了长春6趟，他们学校怎么1次都没来过，这次非去不可。我说，好。离开那里，我就赶到长春去补这个人情。明年我是以顾问身份带领球队，台湾的顾问是我，大陆的顾问是丁教授，明年丁教授会带领这支球队到处去打球。我们老了，还有老的玩法。
今天，丁教授和我讲了很多，也合了书记要求讲演的主题。他说，高震东先生当爸爸像爸爸，当老师像老师，当儿子像儿子。这句话很重要，我就从这儿开始吧。道德也好，1切也好，都是从做人开始的。当什么像什么，就是“位”的思想，最早《易经》里有记载。中国的学问，也是先从“位”字开始的，中国有本书《中庸》里也讲到“位”。“位”，就是要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个人都有1个证——身份证，告诉你是什么身份。身份证的目的，就是时刻提醒你做人的道理。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来源于中华文化的精神，让你永远守住自己的位置。不要忘了自己是谁的儿子，要对父亲负责任；不要忘了自己是谁的先生，要对太太负责任；不要忘了自己是谁的长官，要对部下负责任；不要忘了自己是谁的部下，要对长官负责任。处处告诉你责任，责任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的身份，你没有这个身份，又怎么会有责任呢？你1切的责任、权力、义务都来自于你自己是个什么？所以，必须先要找到自己是个什么，这是今天要谈的问题。
1切的道德教育都是从这里开始，1切的道德教育都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道德是油，密切合作而永不磨擦，密切合作而永不高热，不会发生冲突，永不矛盾。形象是绝对矛盾的，内容是绝对合作的，外表是矛盾的，内容是合作的，这就是道德。各位同学，懂得什么是道德，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易经》里告诉你的儒家的道德观和老子的道德观，又是不1样的，千万不要把老子的《道德经》当作是道德教育，那完全是两码事。《道德经》的来源是由老子的8101章5千言，它1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民可民，非常民”是取得上经的道，下经第3108章是无道讲德，无德之德视为有德，因此取名为《道德经》。它和道德是两回事，更妙的是在于它是从天理讲到人理。看起来，老子完全脱离人理，实际上不是的，它从天理进入人理，让唯证者不要离开了天理，违反了就会失败。儒家刚好相反，儒家从人理进入天理，到最后，天人合1。在哲学上，已经为道德思想提供了1个研究的观念。1个是从天理进入人理，1个是从人理进入天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道德，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有距离又有合作，怎样让它不产生磨擦，太重要了。人的道德来自你和你的关系，我和我的关系，我们俩的关系搞得很好，这就是做人的道理。我们眼中有仁，心中有世，这就是爱国。关键就看你，心中有谁，心中装得越多越伟大，装得越少越平淡。道德范围的大小，就看你心中装的人的多少，心中有没有“仁”。“仁”字很奥妙，仁者就是仁爱的人，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只有1个人，它是有3个人的。你心中有他叫仁爱，你做什么事都想到另1个人，这就叫有道德了，有仁爱了。
我到新加坡、菲律宾去参观，1下飞机，1个导游小姐就上来给我们“上课”，他说，各位先生，新加坡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地方，是1个从来没有人贪污的地方，是1个不能随便吐痰的地方，是1个不能随便抽烟的地方。讲得我们都害怕了，那怎么办呢？她说，如果大家要吃水果，赶紧把皮扔给她，要不然，会边行边挨凑的。还举个例子，说美国的1个小孩跑到他们那里不守法，结果让他们拿着鞭子打，美国总统写信道歉，用美国的国旗保证，用美国的国格要求，仍旧照凑不误，绑在柱子上，用带刺的鞭子打，打了3遍，打完之后住院，住完院再打第2遍，再住院，住完后再照打，直到惩罚完全为止。并警告我们不要随便吐痰，乱干就会遭打，凡是要小心为上。我年轻的时候认为抽烟不好，连烟都没有抽1支.人生枯燥，不能白来1趟，我规定自己从610岁开始，抽到710岁。我创办的学校，有4个信条，不抽烟、不打架、不作弊、不留级，违反了“定斩不饶”，1违反就开除。我的这个学校，每年要开除2、3百人。道德教育就是从生活细节，点点滴滴开始的，任何1个行为都是从小地方看。检查学校再漂亮的图书馆不用看，只需检查厕所、厨房、储藏室，这些小的地方就可以了。只要这些小地方做好了，这个学校就够资格做教育，管理。外表的1切都没有意义，教育是从细节开始的。在新加坡，我问哪儿可以吸烟，导游小姐说，各位，头顶青天，脚踩地，就可以吸烟了。这根本做不到，后来，她说，老先生，告诉你吧，公共场所不能吸烟。我问，何为公共场所？她回答说，2人以上，即为公共场所。今天，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大家，2人以上为公共场所吗？法律的规定当然不是这样，而中国的仁字就是这样写的。2人以上即为仁，心中有仁最为重要。
今天办任何教育，就是要让孩子心中有仁，眼中有世。仁为道德、位置，要把自己的位置搞清楚，定好位。老子说，道蕴含在所创造的事、物、理中即为德，认识道德从守分开始。合理的身份，它不能争取，是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来，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在座的各位同学有1个共同的身份——学生，学生2字从何而来？孔子曰“学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为什么叫学生，而不叫学死呢？中国的教育法谈到，学生就是根据任何1个朝代订的教育宗旨而来的，根据朝代的政治需求所订的，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由此，定名为学生。学生有3个生。第1，学生活的基本常识。电脑已成为基本常识，要懂得电脑上网，跟上时代进步的脚步。第2，学生存的技能。1个人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能生存。生存靠服务，读书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不知道的别人服务的。要有1技之长，先他人而后己。人是从动物进展而来的，从动物性往上进展到人的生活，到了某1程度，讲的是道德、气质、人格、人性。要学的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最后，必须学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人生最难的是死，死得其实，死得其所，是读书人所要学的。人与野兽不同，是因为人有自己选择和控制死的权利，有选择的机会和本领，而动物没有。当敌人对闻天祥说，只要你投降，你可以继续担任宰相，闻天祥说“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我只是被你暂时的控制和压迫而已，并不是投降。浩然之气，视死如归的伟大气魄，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所以，老师以学生的心作坟墓，伟人以老百姓的心作坟墓，那才是最好的归宿。“善歌声使人记其声，善教者使人记其智”，这就是读书人应有的态度。人活着不是为了基本需求，而是为了实现最高的理想与目的。荣誉高于生命，荣誉1切，1个人必须永远维护属于自己的荣誉，不能为了改善1时的生活而丧失了荣誉，这都是不值得的。
古人的东西很多，是学不完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文化，首先得认识文字，其次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我们要咬牙切齿学英文，在忠信教育法别强调，学习英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自身的能力。学英文是另有主张的，是迫不得已的。现在其它1些国家都在使用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威望，然而，现在我们不但不能继承，还得去学其他国家的语言，站在国人的立场上是很惭愧的。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目的，要读懂文字，还要配套和加强后代子孙延续中华的文化，否则，我们将“丢失”我们自己的文化。管子说过，国之亡必亡其所长。日本最厉害的是军事教育，最后就死在军事上，德国也是如此。我劝大家多读管子的书，道德教育就是向管子学的。管子的时代是订制度，以德治国，以法制国，1个国家必须立法，1切按制度来，官不能随便封，也不能随便建。古时候的封建，就是帝王向将相封赏，没有官位就随便建1个。要想加强道德制度，就必须立法，订制度，提出的1个口号就是以礼治国，“礼义廉耻，国之思维，思维不张，国乃灭亡”。1个国家要搞道德教育，必须记住这4个纲领。用白话文讲，礼即1个人做事规规矩矩的态度，1切重于道理，要说肯定的话，不能摇摇摆摆，温恭谦让，这是君子应有的态度。义即正正当当的行为，廉即明明白白的辩驳，耻即彻彻底底的觉悟，1个人要自我觉悟，懂得了才不会做的事。《中庸》也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这里的“义”不==“江湖”上的义气，我们所提倡的义是有利于人群，有利于法理，有利于天道，是该做的事。
道德是从文化中磨合而出的东西，不是规定出来的，是慢慢成长起来的。儒家强调自强不息，当代中国的学生都应该做到规规矩矩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能不断实实在在做人，就是自强。1个人能够不断自强不息，谁又能羞辱你。当代的学生常犯这样的错误，他说，老师，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其实，他错了，那不叫自尊心。靠他人的尊重，靠他人的谅解，靠他人的原谅，靠他人的不敢侵犯，我自己绝不做错事，绝不做让别人批评的事，为了尊重我自己，所以我永远都不做错事，那才叫自尊心。搞清楚两者的定义，也就没什么不可理解了。忠信教育法特别强调，学生有犯错的权利，认错不罚。忠信教育学校内，有1个商店属于福利性质，它也是培养学生人格和君子自强的场所，它不用任何强制手段或措施。
办教育是国家的1个过程，是到了某个程度非办不可的，是天道，是自然之理。现在我们的国家富了，台湾很多人不自爱，素质低下，极易引起大陆同胞的反感。认为10年之前回大陆的台湾同胞是神，现在回大陆的是普通人，10年之后回大陆就是鬼，这里就涉及到1个道德教育问题。1个国家几10年能和平相处，是很不容易的，海峡两岸是有骨肉之情的。因此，我们也应该借助这个机会好好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也是忠信教育法特别强调的第1件事就是爱国。爱国从爱家开始，爱家就要从孝敬父母开始。否则，道德就无从谈起。1切道德从近身开始，从小利、小礼、小廉、小耻开始，教导小孩子要从简单的日常基本礼貌开始。从实践来看，办校310多年来，学校没有犯罪记录，就是从小处抓开始的。道德从孝敬父母开始，孝敬父母从态度开始，承认父母的辛苦，认同父母的身份。所谓态度，是对他人所表示的1种行为。
今天所讲的以德治国，就是简化了的以道德治国。道德不是规定的，而是来自于文化的磨合。道德是文化的1部分，而文化在古时文与化分开用的，到了汉朝才开始合用。到目前为止，“文化”1词在古老的中国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任何国家都没有，所以众说纷纭。有人说文化像空气1样是不可分离的，有人说文化是1个族区的生活习惯，有人说文化是人类从古到今创造出来的社稷，这些社稷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非理的，有些是反理的，但这些都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导。还有人说，文化是文明的综合体，它包含艺术、宗教等等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简而易之，今天的文化就是包含了万象的1切。文化是1个不可或缺的东西。文明是1个相对词，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文化。文明可以创造。文明有的可以回归文化，有的不能回归文化，文化可以创造文明，文明可以滋长文化。但不1定个个文明都可以回归文化，当文明进入到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时候就成了文化。文明的相对词是野蛮，人类脱离了野蛮进入文明，就是明白了事理、道理、人理。文明包含了文化，文化也包含了文明，反反复复，也就变成了没有对错。文明是不比是非的，它只能比厚与薄，丰富与贫穷，精华与糟粕。立场不1样，也就决定了不1样的文明。文化是客观存在的。由于道德包含在文化当中，因此，道德教育就是伦理教育、人伦教育。人伦有它的伦理，根据伦理就有人的定位，根据人的定位产生人的行为。这就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因素。
篇3
1．1文化关怀共性的护理
精神病病人在精神病症状的控制下，会在思维、意识及行为等方面受到一定的损害，要求精神科护理人员全面评估病人，并根据病人病情的轻重及康复程度予准确的判断并制定出人性化的护理方案。在急性治疗期，要做好病人的心理护理，以减轻病人的恐惧不安心理。护理人员要尊重病人，生活上给予关心和照顾，精神上给予支持性的安抚和疏导。如为病例2购买了老花眼镜，以解决病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当病情开始缓解时，引导病人对发病前后自身感觉、思维、行为进行对比，通过回忆、反思、对比等方法，增强病人对精神病症状的认识，并使其逐渐认识到自身的疾病［4］。如当病例2说到有人迫害他时，告诉病人“我理解你恐惧的感受，但我不能接受你的观点，你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有人想害你吗”，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病人认识到这些想法是精神病症状的表现。当病人自知力恢复时，告知病人治疗和服药的必要性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以提高病人服药的依从性。
1．2文化关怀差异的护理
1．2．1文化关怀保存医护人员对待文化差异应采取尊重和理解的态度，并帮助病人维持其有利于健康、身体康复的生活方式。在护理过程中，介绍和称呼病人用“外国朋友”，不用“疯子”“傻子”“老外”等形容，避免产生偏见和歧视。交谈过程中，引入话题常以天气及新闻开始，尽量不询问病人的工薪、婚姻家庭生活等隐私。在对病例1的护理中，发现该病人信仰基督教，因此为病人提供圣经（双语版），允许病人饭前祷告和诵读经文，避免对病人说星期五和安排13号的病房，以尊重病人文化和。病例1不喜欢食猪肉、鱼；喜欢食用大米、水果和可乐，所以在用餐时给病人提供西餐，尽量保持病人的原有的饮食习惯。病例2病人退休前职业是工程师，早晨有看报纸、看新闻和下午运动的习惯，因此为病人提供英文的书报和将电视台调为英文播音频道，下午安排病人去参加公寓活动，尽量保持病人原有的生活方式。1．2．2文化关怀协商因为中西医疗护理模式、异地心理和文化的差异，导致外籍精神病病人对中国的治疗、护理模式不太了解，因此，要求医护人员不仅要掌握精神专科的护理技能，还要注重双语沟通能力和跨文化护理技能，引导病人配合医院治疗护理。在治疗过程中，向他们讲解各种检查的意义、注意事项和结果，同时介绍中国文化的中药治疗、针灸等特色治疗，让其了解并参与治疗康复计划的制订，不仅增加病人的知情同意权，还增加其对治疗的了解和信任。通过病例1的心理评估发现，高压的国际贸易职业和家庭重负（养育5个孩子）是导致病人情绪不稳的主要原因。通过认知行为疗法，让病人明白只有把病治好，才能更好地为家庭服务，同时安排他和他的家人电话联系，减轻对家庭的牵挂。病例2在缓解期的主要护理问题是因异地住院和不能去香港旅游而产生的孤独失落感和思乡情，通过教导病人用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事物和介绍香港的特色以满足病人的心理需求，并教会病人简单的放松技巧，如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深呼吸，既能释放内心的消极情绪，又能防止出现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考虑两例病人均为同一国籍，故安排在同一病房，同一餐桌，鼓励他们相互交流，并介绍康复期的病友给他们认识，让他们尽快适应病区的环境。1．2．3文化关怀重建对病人及其家属做好健康宣教，使之对疾病有正确的认识，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和避免诱发因素，是促进康复和预防疾病复发的重要途径［5］。医护人员通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卫生知识宣传教育，为病人发放中英文版的知识宣传小册，构建有利于病人健康的行为习惯。病例1由于性格较冲动，故教病人要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放慢生活工作的节奏以减轻工作、家庭的压力，遇到困难要通过合理的途径解决，以免发生冲突，评估发现病例1喜欢拉丁音乐、摇滚乐和MichaelJackson的舞蹈，因此安排病例1到音疗室多听摇滚乐，并鼓励病人表演MichaelJackson的舞蹈以达到改善认知、释放负性情绪的目的；病例2喜欢中国文化和古典音乐，安排病例2到公娱部学习中国绘画、书法、音乐及简单的中文词汇，艺术疗法。
2小结
篇4
摘要:在食品安全的决策与实践中,利益主体未受伦理的约束而使食品产生危害社会等伦理负效应,出现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食品安全伦理风险评估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综合性,如何进行伦理决策是预防和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重要举措,食品安全伦理决策矩阵和决策方案筛选模式为人们提供了降低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定性分析的输出机制。
关键词:食品安全;伦理风险;伦理决策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增多,引起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对生产厂家、卫生监管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即使有些企业不会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损害社会利益,也应该把未来世代的利益与风险承担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伦理审视,有效降低伦理风险。所以,有必要对食品安全进行价值评估,审视食品安全对社会可能带来的直接或潜在影响,建立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预防机制与反馈机制,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对社会所产生的负效应。
一、食品安全风险和风险评估
就风险而言,由于人们关注的视角不同,对其所作的阐释也不尽相同。Covello和Merkhofer(1994)把风险定义为“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发生的不确定性,时间的先后安排,不良后果的严重性”。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MI)对风险的定义是“正面或负面影响项目内容的不确定事件或条件”,选择性风险被描述成“一个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并对实现目标的不利影响”。食品危害是指食品中可能导致对健康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者物理因素或状态,食品安全风险可定义为“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的概率和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由此导致的食品危害的一个函数”(EC,1997)。以转基因食品为例,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主要是由于科学认识的局限造成的对技术后果的不可预知性,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对人体或者环境带来危害。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通过对影响食品安全质量的各种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进行评估,对风险特征进行定性或定量描述,在参考各种相关因素后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交流的过程,以保证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方面处于可接受的水平。风险分析包括三部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风险评估是理解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的后果的科学。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食品安全今后工作的重点。欧盟委员会确定风险评估由四部分组成:(1)危害识别:识别可能产生对健康不利并且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类特别食品中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2)危害描述:对与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有关的健康不良效果的性质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3)暴露评估:对于通过食品的可能摄入和其他有关途径暴露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对于短期急性暴露和长期慢性暴露是不同的。对于急性暴露(如病原菌)引起敏感人群疾病的病原菌水平这一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慢性危害,如可能引起积累损害的,寿命平均暴露是重要的。(4)风险描述:基于上述三个方面和危害有关的风险评估,其中包括伴随的不确定性。
风险管理是按照风险评估的结果,对被选政策进行权衡,实施适当控制风险的政策选择机制,必须以科学为基础,以食品安全目标为决策依据。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是通过选择和实施适当的措施,尽可能有效地控制食品风险,从而保障公众健康。Sobyetal(1993)开发了一种风险管理循环模型,通过风险沟通研究其相关关系,主要集中在与食品相关的风险。这个模型认识到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包括每一阶段的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被发现和被承认的那些公众需要。风险管理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风险评价、风险管理选择评估、执行管理决定、以及监控和审查。风险管理措施包括制定最高限量、制定食品标签标准、实施公众教育计划、通过使用其它物质或者改善农业或生产规范以减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等。
风险沟通被定义为“在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经理人、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风险的信息和观点的互动交流。风险水平的有效沟通对于食物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使食品安全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在整个供应链中传递,尤其是消费者,以便使消费者在购买食物时能做出有效信息的决定(ManningandBaines,2004a)。有效沟通原则既要求能提供清晰的信息又要求与所提供的信息有关的交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科技理性不断发展的同时,人的自身价值也不断受到重视,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技理性与以人的价值和尊严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性,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在人文主义的视野里,科学知识尽管逻辑严密、系统有序,但它并不能给人以思想和价值的判断,科学只能助长人的趋利性与工具性。过分强调科技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这种分离不仅会带来两种文化主体的知识缺失,还可能产生伦理风险。
伦理风险(也称道德风险)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伦理范畴的概念,一般是指自利的个人或组织受某种因素的引诱,违反有关诚实、维护公众利益等一般道德准则所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是人类为获得“道德合法性”或“存在正当性”的不确定性要素和事件的组合。一旦产生上述负效应,将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环境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不会遭受社会惩罚。可以这么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伦理风险就不可避免。
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是指在食品安全的决策与运行中,有关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由于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可能使食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未受伦理的约束而使食品产生危害社会等伦理负效应的可能性。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研究突破了传统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模式,为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提供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一个新的视野和决策焦点。2002年在南部非洲发生了转基因食品援助危机,一些国家出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允许接受转基因食品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建议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盘评估,并扩大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使之包括对社会、文化和伦理方面的考虑。这说明国际社会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已注重考虑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
伦理与道德风险评估与以科技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是完全不同的活动,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以认知为主导,以事实判断为核心;伦理与道德评估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估,以人的价值为主导。在这种价值理性的思维视角之下,以人的价值完善为向度,给人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尺度,对行为主体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进行成败得失的判断。Slovic(2000)认为对风险的感知和接受根源于社会和文化因素,食品安全伦理评估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综合性。Nestle(2003)认为安全食品是“一个不超过可接受风险的水平,并且可以被基于科学或者是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商品。”她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不仅仅指健康问题,也可以是“以生理文化和社会因素为基础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立场”。
以科学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通过计算分析住院治疗、死亡等疾病严重程度,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降低风险成本,是一种针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风险。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主要评价食品安全风险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是看得见的还是隐藏的,是熟悉的还是未知的,是常见的还是违背常规的,是自然的还是技术方面的,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是和缓的还是严重的,是公平的分配还是不公平的分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是一种针对担忧和使社会震惊的行为的平衡风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
Handler(1979年)认为风险评估是一个科学问题,在某一特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是一个在政治领域上确定的政治问题。科学与不确定性及其所带来的治理与信任的问题在2002年欧洲疯牛病事件中极大地凸显出来,许多人对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领域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深感不安,因为其进展往往远远超出人们的意识所及和承受程度。欧洲疯牛病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如何处理潜在危害的问题结论是:疯牛病事件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风险的问题:一个对牛而言已知的危险和对人类而言未知的危险,政府的责任是采取措施解决双方的危险。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人文情况不同,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如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等方面的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是影响食品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伦理因素是指食品决策方案在伦理上的是非问题,其判断的依据是一些基本的伦理准则,包括公正原则、人道原则、安全原则等。组织或个人的风险决策和沟通不仅仅基于风险评估,也需要进行价值判断。食品企业必须认识到公众一般都希望食品科学和风险发生的概率,与非理性或感性的价值观念同等重要,否则就会对政府或食品企业产生猜疑和不信任。因此,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评估,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道德立场。
国家和地区政府在立法时可能被许多利益集团游说,这种游说可能不是基于科学判断,而是为了促成对自己有利的立法通过。这可能导致政府做出一个“政治”政策的决定,而不是采取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目标。因此,一个国家的食品立法是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和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综合平衡。CAC(2003)和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1989)区分了这两个因素,并指出这两个因素需要在风险沟通中被考虑进来。也就是说,尽管对风险的科学判断不会变化,但对风险的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对风险的感知由风险沟通决定。
有很多因素影响以价值观为准则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评估(Covello,1998),例如对于潜在灾难和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聚集还是离散的,是确定的还是随意的,是熟悉的风险还是不熟悉的风险,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披露风险,是科学可控的已知风险还是科学无法控制的未知风险,是缺少理解还是可以理解的机制和程序,对儿童有危险还是没有危险的风险,风险具有滞后效应还是马上显现,风险受害者是可以确认的个人(组织)还是不能够确认风险受害者,是带来恐惧的风险还是没有恐惧的风险,风险造成的损失是可恢复的还是不可恢复的,是缺乏信任的机构还是充满信任的机构,媒体是大力关注还是很少关注的风险,风险是由于自身活动失误引起的还是由天灾人祸引起的。上述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风险评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它是公众对这些综合因素的整合反应,并最终影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三、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如何进行伦理决策是预防和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重要举措。Bommer等人将伦理决策看作是一个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伦理决策的对象是伦理问题,伦理决策的结果是伦理行为。决策者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伦理主体,对伦理问题能够做出判断和实施行动,决策者可以对决策结果做出“合乎伦理”和“不合伦理”的判定。合乎伦理的决策是指合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决策,不合伦理的决策是指非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决策。伦理决策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伦理决策进行全过程的控制,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对于道德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价值观进行描述、判断、推理、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使行为主体能够对决策行为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全面思考,解决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冲突。
(一)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过程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根据食品安全伦理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依据人们对食品安全道德合法性认可程度的不同,所做出的一系列道德判断与选择。西方企业伦理决策的主要模型有伦理检查模型、遭擅决策树模型、“九问式”模型等,这些伦理决策模型可分为过程模型和问题模型。过程模型是决策者主要从动机、手段、后果等方面全面地评估一项决策的道德性;问题模型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通过系统地提出和回答一系列的问题,达到伦理决策的效果。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机制的实施需要建立起合理的伦理风险决策流程,道德冲突是进行伦理决策的原因,决策者有时需要在两难的价值准则之间做出选择,伦理决策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遵守法律规范、不同国家的伦理标准、组织文化以及在供应链上不同的组织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因素。经济因素是产生道德冲突的主要诱因,但不是唯一的诱因,其他非经济因素如理想、安全、偏爱、恐惧等都可能引起道德冲突。确认一种情况是否属于道德冲突,取决于角色的道德要求,角色的道德要求又取决于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的依据是道德理论,例如义务论、结果论等价值判断范式。
人们首先要分清道德冲突的内涵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发生道德冲突。当在同一价值体系范围内选择了按照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一定的道德价值时,就不得不放弃按照其他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另外的道德价值,由此使决策主体陷入了一种道德选择上的两难境地时,就产生了道德冲突。另外,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对决策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琼斯(Jones)认为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和利益的结果,社会对行为是好是坏的认同程度,危害和利益实际出现的可能性,行为后果出现之前的时间长短,决策者与行为受益者之间的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亲近程度,受行为影响的人的范围等因素都会对伦理决策结果产生影响。
(二)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
在伦理决策过程中,需要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一般说来,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可从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标准、决策时个人权益的保护、决策后被影响的对象、决策后的效果等方面来考虑。为了让伦理因素嵌入食品安全决策中,决策者必须能够理解和评价道德争论,考虑到感知到的风险是基于价值判断还是科学判断,从而做出合理的伦理决策。为了使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有效和可持续的,它需要人们在一定的商业环境下评判什么是“好”还是“公平”。
Belmont提出的伦理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个人,应将个人看成是能自主的主体,让行为人自己选择,对那些自主力受限制的人应加以保护;自主即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愿性即不受他人控制和影响的自由;善行提醒人们要尽量减少伤害,增加利益;公正要求人们应公平、待人。可持续发展原则以道德表现为基础,给企业提供了一套伦理决策的指南,使企业能够通过有效地应对并满足由于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英国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主要有(Defra,2002):(1)生产健康、安全的食品,以满足市场需求;(2)支持农村和城市经济和社区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3)通过市场和公共利益补偿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确保能养活的生计;(4)在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水和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学限制下运营;(5)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降低资源使用,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资源,取得持续的高环境绩效标准;(6)确保食品供应链中所有员工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良好的社会福利和培训;(7)持续获得高水准的动物健康和福利;(8)为确保需求不断增长的食品并提供其他公共利益,保持可利用的资源,尤其是可选择的土地使用是满足社会其他需求所必须的。上述道德原则有助于指导我们进行恰当的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食品伦理理事会(2001)通过剖析四个利益相关者的福利、自治和公正的道德原则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伦理决策,这四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在食品供应链上工作的个人和组织(如农民、农业供应商、食品制造商、零售商、贸易人员和餐饮人员);一般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如社会上的消费者和参与者);农场牲畜和环境。“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这两个维度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伦理决策矩阵,在伦理决策矩阵的12个独立单元中,福利、自治和公正的原则分别适合农业和食品行业的人员、公众、农场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权益。该伦理决策矩阵提供了在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涉及伦理的基本准则,如动物福利、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该伦理决策矩阵确定了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的问题和争议的焦点,把伦理决策从问题和人们的感觉中梳理出来,使人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问题,能有效帮助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进行价值判断并确立影响因子;它提供了一个对食品伦理决策和个人选择的详细分析,但没有对组织伦理决策进行定量分析或组织之间的定量比较。
(三)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机制
食品企业在进行伦理决策时,要根据各种伦理道德原则对企业的重要性对伦理决策方案进行排序。福利、自治和公正这三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应具有相等的道德重要性,这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这三项原则会互相冲突。某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不会总是超过另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企业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后决定什么是合乎所有三项道德原则。可接受的伦理风险标准是以伦理政策、伦理目标和伦理指标为基础的指南。伦理目标是组织设立的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一致;伦理指标是组织详细的可实施的伦理绩效标准,是伦理目标的具体分解。企业通过筛选伦理道德各方面对企业的影响,按照伦理重要性和伦理绩效标准就可以进行伦理决策,管理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世界上许多知名企业已建立了以“道德过滤器”为中心的决策流程,把拟定的行动方案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的道德原则进行对照,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方案就被剔除。在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与收益评估时,必须尽可能优化方案来增加收益、减少危害,必须禁止风险几率大于收益的方案。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矩阵和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食品安全伦理风险决策过程中,在伦理道德影响方面的优先权排序,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使利润动机符合伦理的要求,是有效降低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一个定性的输出机制,帮助管理者做出正确的抉择。
四、结语
道德指南是企业经营的基本伦理原则,也是企业化解伦理风险的基本保障。食品企业应把伦理风险问题纳入其高层决策系统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中,遵守道德指南,制定食品安全伦理决策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从而使伦理风险的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前瞻性,保证社会和伦理的要素不会迷失在企业竞争之中,有效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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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盈之后是月亏，之后是低谷，自然界是这样，经济、社会也是这样。虽然事物每天都在变化，“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新闻却不是总处于层出不穷的状态，事实上，有很多时候让记者、编辑们束手无策，感到无新闻可报。这种时候，业界把它叫做“新闻淡季”。
“新闻淡季”具体来说就是媒体上缺乏吸引受众的新闻热点，尤其在社会生活较为平静的时期，发生较大新闻事件的几率不大，于是出现鲜活稿源偏少、时效性差、质量下滑、受众关注度降低的现象；再就是指假日里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务活动、经营活动明显减少，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对静止，新闻报道受其影响，容易呈现出疲软态势。笔者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也常遇这样可怕的“黑色星期一”。
那么，“新闻淡季”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其实，在“新闻淡季”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完全可以做到淡季不淡，不但有新闻可报，而且还能出新、出彩，能利用“新闻淡季”采编出新闻精品，让受众眼睛一亮，提升自己在新闻竞争中的地位。
这里以笔者亲历的三个新闻策划为例，来探讨如何使“新闻淡季”不淡的问题。
化静为动 池水兴波
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利用“191传呼”办假证泛滥成灾，它带来的直接危害是使城市“毁容”。新闻单位对此进行过大量报道，有关部门也下力气打击过，但就是根治不了，“191传呼办证”成了“城市毒瘤”、“城市牛皮癣”，对此似乎无计可施了。2000年末至2001年初，我们在“新闻淡季”里进行了这样的选题策划：把“191传呼办证赶出长春”。为此制定和实施了如下方案：
第一步：对城市“牛皮癣”现象及危害程度进行轰炸式报道。如当时一家维娜斯婚纱影楼开业的第一天，大玻璃厨窗上就被用电喷枪喷上了“办证191―×××××”，极其醒目，气煞了老板，但又无奈。记者对此进行采访，图文并重发新闻，这一系列报道共10篇，使长春人和有关部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步：进行暗访，并与警方合作“抓现行”，并作报道。记者佯装要办证件，与办假证的人取得了联系，当进行交易时，事先埋伏的警察出现抓了个正着。从暗访到“抓现行”到警方对其处理，又出了6篇新闻稿，并配发图片。读者对此很感兴趣。
第三步：采访“联通寻呼”部门、电信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对这些有关部门的说法进行报道。当时“联通寻呼”称寻呼虽然是他们的业务，但没有办法限制（191是全国寻呼，人可以在异地，还不付长途费用，管理有困难），我们把这一说法也进行了报道，结果读者反响强烈，纷纷写信和打电话给报社谴责这一说法，我们也进行了报道，先后又出了9篇新闻。
第四步：采访长春市“两委办”，由官方出面推动问题解决。在前三步的推动下，在长春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也引起了长春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我们去找“两委办”的领导采访，他们很快答应通过市委和市政府的力量来处理这个问题，决定召开有关部门会议，并成立领导小组。工商、联通、公安等十几个有关部门和市委宣传部、各区委主要领导联席会议研究部署“把191传呼办证赶出长春”。会后各部门立即行动，分别拿出有效办法。对此我们又采写了7篇报道。
第五步：对“人民战争”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报道，并配发言论。在长春市“两委办”的推动下，一场打击和清除“191传呼办证”的人民战争很快打响了。各行各业，大专院校、小学生、街道居民都纷纷走上街头清除“牛皮癣”；公安部门用各种手段严厉打击，抓到很多办假证的不法分子；联通部门也拿出行动，对群众举报的办证191传呼号进行封杀……这些新闻我们都进行了报道，先后发表新闻和言论28篇。
此后，“191传呼办证”在长春绝迹，城市容颜焕然一新。这一策划，产生了60篇新闻及言论，不但缓解了淡季稿荒问题，还与有关部门及广大读者产生了很好的互动，也为长春办了一件好事。这一策划的成功，是记者运用“化静为动：池水兴波”这一新闻策划理念的结果。在“新闻淡季”，一定要学会化静为动，在这个选题中，市容被破坏、传呼办假证分子、联通等有关部门、公安、市民、两委办等都是“静”的，都不出新闻，后经记者的推动都“动”起来了，成了新闻生长点。原先似乎呆滞、凝固的现状，经过记者“搅动”，就“搅起一池春水”，使这些“静”都变成了“动”的因素，新闻也就由此源源而生了。
“无中生有” 小题大做
本文所说的“无中生有”并不是词典上定义的“凭空捏造”之义，也不是兵法上说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虚实互变。新闻策划中的“无中生有”具有老子主张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朴素辩证法意味，但更进一层：在现实社会中，对众多司空见惯的现象或事件，人们见怪不怪，哪怕它是错的，也熟视无睹，在人们的视野中、意识里，它是“无”的，在众多新闻媒体的眼中它也是“无”的，是无新闻价值的。“新闻淡季”时，成功的新闻策划就应该抓住这种“无”，记者和编辑们就应该在这种诸家皆看“无”的现象或事件中采编新闻，使新闻源源不断地从它那里生长出来。
同样，“小题大做”在新闻策划中也不是贬义词，它是指把小新闻的大本质、大意蕴挖掘出来，达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在“新闻淡季”，通过“无中生有”，再进行“小题大做”，就可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出现很多有价值的新闻。2002年末至2003年初在长春晚报上开展的“长春反脏话行动”系列新闻报道策划，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当时的长春有一种让女士和外地人很尴尬的现象：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乘人员、一些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等经常口出脏话，甚至还骂人。这给长春的形象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时逢“新闻淡季”，我们进行“长春反脏话行动”的新闻策划，把这个人们眼中“无”的现象，做了一番“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采编了47篇新闻报道和言论，还有大量新闻图片。这组报道发表后，长春说脏话的现象大为减少，文明说话之风兴起。当时，这个策划方案及其实施是这样的：
1．对说脏话现状进行广泛采访。记者明访、暗访结合，对出租车、公交车和其他一些窗口行业进行了全面的采访报道。
2．与公交部门合作，发出倡议。经过对说脏话现象的报道，引起公交部门的重视，此时我们派记者与长春市公交总公司联系，请他们发出倡议，不说脏话、反脏话。公交总公司领导很快同意，并写出倡议书，提出对本单位职工说脏话者的处理办法，严重者要下岗参加培训。倡议书全文发表，并配以言论，得到长春市民的广泛响应，对这些响应又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3．个案报道。对一些做得好的、采取新措施制止脏话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报道，对因说脏话而受到批评或处分的单位和个人也予以报道，但更讲究策略，把握分寸。
4．采访窗口部门，并与其互动。对窗口部门的好做法及约法三章等，都作了报道。
5．采访出租车公司和司机，并与其互动。与金达峰出租汽车公司沟通，使其带头发出出租车司机不说脏话的倡议，并制定反脏话规章制度。对这些均进行报道，同时对带头倡议不说脏话、制止脏话的出租车和公交车司乘人员进行报道。
6．采访大学生，并与其互动。对各大学响应不说脏话的认识、观点、举措等情况作了大量报道。
议程设置 民本为上
运用议程设置理论，为公众设置一个感兴趣且涉及大多数公众利益的话题，与公众产生互动，在互动中产生新闻，可能把“新闻淡季”变成“新闻旺季”。但在议程设置中要始终坚持“民本为上”的新闻策划理念，关注民生，关注大众利益。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响应而产生互动，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
小区物业管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出现。有的与小区居民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有些问题虽然与居民利益有很大关系，但居民并没有意识到，自身利益受到侵犯还以为是合理的等等。为此，在2003年7月的“新闻淡季”，记者进行了“小区物业出租公共用地租金归物业公司是否合理”问题的策划。这个策划分如下几个步骤进行实施的：
1．以小区汽车占路，业主反映为由头抛出话题。当时的长春威尼斯花园是高档小区，小区内环境有北方江南风韵，但小区内的道路和休闲场地均被物业公司出租了，作为停车位，租金还很高。走进这个小区，满目皆是停在路上、人行道上、休闲地上、居民出路口处的小汽车。记者通过采访居民，得知居民对此有很大意见，但是不知道物业公司这样做是不是合理。记者把几位居民的意见以问题讨论的形式在长春晚报上作了报道，并设热线电话接听各界观点。
2．各界观点、问卷调查。通过热线电话接听到很多观点，有的读者还亲自来报社反映问题、谈自己的观点，我们就将其汇总归纳后，图文并重地进行报道；同时我们还做了问卷调查，报道了分析结果。
3．采访物业公司。通过第一、二步营造了舆论，然后采访物业公司，听听他们的意见，并将他们的说法进行报道；物业公司的说法又引起各界的评论，把这些评论择要报道。
4．采访房地部门。对房地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意见进行报道，同时把他们的一些做法和将要进行的改革也公之于众。
5．采访房地产法律专业人士。把问题提交到法律的层面，采访司法界人士、律师等，报道了他们的观点；同时探讨了我国在物业法方面的一些问题。
6．促进小区业主委员会的成立。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与言论分析，问题明确了。为了使问题的解决更有可操作性，我们突出报道了司法界人士提出的建议：小区应该成立业主委员会，涉及业主利益的事情由业主委员会来决定，重大问题由业主委员会组织召开业主大会表决。记者随即采访物业公司、房地部门，请他们谈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意见，并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这个策划共发表新闻报道和言论62篇，使当时的长春着实热闹了一番。此后，物业公司把收的租金转到了业主的账上，租金的使用需要通过业主来决定；房地部门也颁布了红头文件，要求各小区都成立业主委员会。现在的长春各小区都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这应该说与当时的新闻推动有很大关系。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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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陶龙骧，谢茂松.电催化和粒子群电极用于处理有机工业污水[J].工业水处理.2000(09)
[10]吴庆，陈惠芳，潘鼎.炭纤维表面处理综述[J].炭素.2000(03)
篇7
孟子曰:“心之官则思”，主张养浩然之气，他开辟出的心性之学，直到宋明理学乃至阳明心学，都在探究如何使人心合于天心、天道，以达到理想中圣人的精神修养境界。佛家所说妄心即是充满欲望的人心，也就是缘境而生之心;而真心、真如即是道心、天心，其不落生死，是恒常之性。然而并非有二心，只是一心的迷、悟之别。佛家认为以缘心听法，则其法亦缘;实际上观象即是观心，天地万物之象即人心所现之象。郭象的《庄子注》反复强调无心。所谓无心，就是去除人心强力，顺应自然之理，任其自为，率性而动，把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看作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和谐的系统，反对用有意的造作去横加干涉。郭象的观点也是主张去人心存道心。另外，儒家经典《大学》中有关于修养道心的论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可见，是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之心遮蔽了“道心”。《大学纂疏•中庸纂疏》说:“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然而，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之心不可能彻底去除的，只能尽量对其了然于胸并且把握它，时时检省是否以道心做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②其实，艺术家的修养也正是要达到这一境界，才能不致将个体人的外情、滥情等情绪引入进来。这也是道心对艺术影响与作用的契处所在。朱熹主张以“道心纯一”为人的精神境界的理想，而道心则与包含人欲的人心相对，表现为纯粹的伦理理性，这种看法已蕴含着以理性净化存在的要求。庄子的“吾丧我”是对修炼的最高追求，是人和人之间了无间隔之最高境界，这也正如佛家之去尽尘根，为了克服心源不定，做到“离形去智”，做到“身如枯骸，心如死灰”，此处不可作词面解，庄子希望的是坐忘一切，而不是置人于死地。
范曾先生《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一文中也有对天心、道心的描述:“叔本华的名言:‘天才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是则赤子者，天也、道也、佛也，这是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概念，亦如本人《庄子显灵记》中之太始，亦一童子也，而其上下天地、通达古今，无物不窥、无理不达，亦与尼采之赤子同为一理想之概念也。”③这里的“赤子之心”、“太始”都是指纯粹的“道心”，是能上下天地、通达大道的本然心性。刘勰有云:“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亦指道心。无论就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艺术史，还是就整个文化历史而言，“文以载道”都是一个极重大的命题，纵观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文艺始终与“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文艺，也是形成中国民族文化心态的重要因素。道为第一义，艺为第二义，“文以载道”始终是文艺的理想模式。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第一个标榜“文以载道”，这个观点是从荀子、刘勰、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发展而来的。荀子将“道”看作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刘勰在《原道》中明确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尊崇古道，重“道”不轻“文”;周敦颐在他的《通书文辞》中提出“文所以载道也”，强调了“圣人之道”，有重道轻文倾向。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文之善恶，视道合离”，他的“道”不同于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道”。清代章学诚在他的《辨似》中总结了文道关系的论争，说“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提出了文道统一论，文由此可代表艺术文化，道可泛指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道德、理念精神和文化心态。道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有着不同内涵，但其本质只有一个，就是宇宙存在运行的大秩序，具体到某个领域则各有具体含义。文以载道之“道”既包含了内容上的精神之道，又包含作品形式之道。与中国文化言说方式相比，西方艺术哲学常常是用一具体称谓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术语内容具体化。法国史学家兼艺术批评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认为这是艺术品产生的规律。实际上他便是应用了道在具体时代具体领域的含义，只是“道”在他的表述中被叫作“时代精神”，丹纳本义指某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理念。但这种比附理解虽具体但却已经失去了内容的丰富了。
再如现象学美学家莫里茨•盖格尔的美学思想中，真正能理解、创造和欣赏艺术的人必须能将自我提升到“存在的自我”⑤的高度，在这里，它能排除生命的自我与经验性自我的干扰，能以“静观”的方式观照艺术。在盖格尔看来，“它(静观)为了使自我能够通过领会事物而超越自身、为了使事物的特性所产生的效果能够渗透到自我的实质，它使事物和自我之间保持了距离。因此，艺术体验是对存在的体验，它与人对上帝和命运的宗教关系，与形而上学知识、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存在纽带，与从存在的角度对那些客观价值的服从处在同一个层次上———这也就是说，它与其他这四种重大的生命趋势(其中每一种趋势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拥有存在意味)共同存在。”④只有这个层次的自我才能时刻保持着心灵情态的自由，才能无时不追逐天地的大美与艺术的真谛。事实上，这种状态也如同与人心时刻不离但却截然不同的“道心”的高度。“人心”与“道心”之论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且不论“人心”与“道心”、“危”与“微”是相对立或相统一，只就这种并举的言说方式而论，它为“志于道”者提供了努力的方向。程子解释说:“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朱子在《观心说》中说:“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道心”是一种美学原则，也是一种人生修养境界，达“道心”，便能“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所以，趋向于“道心”，永远是世人追求和实现自由的方法。
二、艺术之“道心”
古人的书论画论中屡有论述艺术之“道”与“道心”。蔡邕《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清代姜宸英《湛园题跋》之《临乐毅论题后》说:“近始悟运笔之妙，全在心空。学中锋三十年，都无一笔是处。早间临此，似有转机，然尘务关心，往往堕落旧堑。东晋诸贤书法，超绝古今者，皆由其神明独妙。”清代笪重光《书筏》则从具体技法上论述形式之道:“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落之，必故起之;将欲转之，必故折之;将欲掣之，必故顿之;将欲伸之，必故屈之;将欲拔之，必故厌之;将欲束之，必故拓之;将欲行之，必故停之。书迹逆数焉。”(注:即拂逆技艺也)。清朱履贞《书学捷要》:“王右军云:‘心是将军，故学书必先作气，立志高迈，勇猛精进。’”其他如扬雄关于“书乃心画”说等。王玉哲先生解释“绘事后素”，认为其意为“礼”在“仁”之后，是以孔子学说“仁”为主、为先;“礼”为次、为后。只有先克己、排除主观的先入的见解，而后才能复礼而合于大道。《荀子•乐论》说:“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另外，即便是摆脱经学束缚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中也体现出音乐所崇尚之“道心”，即天、人、乐共同的本性———“和”，认为“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无声之乐，人之父母也”，主张音声有自然之和，无系于人情，人心之和才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就中国美学而言，在以前中国美学是自成学问的，与西方美学的高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帝反封建的现代中国以来，在中国必须学习接受西方美学的大文化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顺势学习接受了，但由于其过度的原因，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的中国美学仍在沿着西方美学的理论定势前进。一方面要“以一种追赶的心态急于尽快了解它们，另一方面却难以理解、更无法体验他们的历史含义，尤其是这种历史含义对西方美学自身道理的针对性;掌握中国美学所必需的古代文化知识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而这对于新生一代美学工作者来讲差不多都是以补课的方式边干边学，他们还必须对现代中国美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而当今的艺术评论界普遍地也只是巧妙地运用辩证法———只在一部作品中评其优劣，将褒贬几几分成，而不是衡量它在艺术史长河中的价值与作用。《庄子•知北游》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的大美就是宇宙本体自然而然的规律本身。我们中华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和经典艺术所致力于表现的，“与其说是个体的情感思想，不如说是宇宙天地的普遍规律。‘大乐与天地同和’，‘文者，天地之心’，‘一画’，各个艺术部门都以这种天人合一为最高要求和准则”(李泽厚言)。也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领会，范曾先生提出了“宇宙本体审美论”，他认为，宇宙本体是朴，是大朴无华的存在，只有心灵上质朴的人才能够更容易接近它。只有表现出无限接近了天地之大美，宇宙本体之大和谐、大秩序的艺术作品才堪称经典。所以，怎样才能在纷繁复杂中把握到艺术的真谛，这才是一个艺术从事者应该首先解决的方向性问题。我们应继续努力地锻造出能窥及艺术大美的主体———能把握深层艺术效果和积极内容价值的存在的自我，即能无限接近宇宙本体大美的心灵。发现能窥及天地大美的主体自我，才能抛弃琐碎、繁屑的表层经验，直追天地自然之“道”，艺术之“道”。我们的美学和艺术及评论才会万变不离其宗。
篇8
作者：敖琳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
儒学在中国文明史上长久的统治地位，也决定了历代的医家尊崇儒学，历史上许多受到民众敬重的医学大家如：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无不是有着深厚“仁学”修养的大儒。西汉儒学大家贾谊说“古之至人，不居朝廷，必隐于医卜”，古代中国的文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入世，而悬壶济世无疑是他们实践“仁”这一理想的最佳途径。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儒学与医学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为医学提供了道德理论准则，医学则为儒学搭建了实施平台。现代医学德育教育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融会贯通儒学文化的思想精髓，以“仁爱”教育为主线提高医学专业学生的道德操守，丰富他们的思想内涵，这与当前医学教育改革中提出的“着力培养具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丰富的人文素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较强的创新精神的医学人才”这一要求是一致的。
有效的大学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并不单纯地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和长期的实施过程，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专业教学中重视传播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引导学生关爱生命，激发学生从事医学科学的热情重理轻文是医科院校学生的普遍现象，许多学生对人文知识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加之学生多为独生子女，自我倾向较重，缺乏爱心与怜悯心，这些都容易导致从医后处理问题简单粗暴，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教育框架下，大多数医学院校将医德教育划入专门设置的德育课程中，而在专业教学中忽视医德医风的教育，这容易造成学生专业知识与品德塑造难以融合。传授精湛的医术固然是培养一名优秀的医学人才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如果自身行为都不端正，就难以心无旁骛地正确诊病用药[3]。因此，应当鼓励医学教育工作者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精神，有机地融入专业教学领域，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道德观。例如，在解剖学课程教学中教育学生尊重生命价值，在传染病学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尊重患者隐私，在药理学和药物学课程教学中强调药物的不良反应和滥用药物的危害，教育学生以治病救人为原则合理用药。营造有医学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将儒学精髓渗透于校园生活中大学是青年人完善品德修养最关键的环节。品德的提升，除教师的积极影响外，学生的“自我完善”也是非常重要的。而环境的影响在自我完善过程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大学不仅仅要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与生活条件，也要营造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给他们提供良好的软性环境。从普及儒学传统文化精髓这个角度来看，医学院校可增设一些儒学文化专题讲座，发动学生团体开展儒学知识竞赛、辩论等等，同时还可以借助学校的宣传栏、广播、报纸、网站等媒介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将儒家倡导的“格物”、“知信”、“达贤”、“明德”等传统道德，通过轻松愉悦的形式传递给学生[4]。
重视实践教学，将职业道德教育、人文素养提升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临床实习与毕业实习是学生医学实践的第一步，但也正是学生还未形成坚定的医德信念和良好的医德行为和习惯的时期。学生进入实习期，势必受到来自不同渠道的负面功利色彩的濡染，造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和心态失衡。为避免这种负面效果的产生，医学院校一方面要特别强调在实习阶段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的塑造，将“仁爱”精神的培养贯穿于实习过程中，使实习过程成为学生自觉抵抗不良风气和树立良好个人修养和品德的阵地。另一方面，医学院校不能将职业道德教育仅仅局限于临床实习和毕业实习两个阶段，而应当将其扩展、贯穿于学生整个学业阶段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去，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去践行儒学文化中的刚健进取、重诚守信、舍小利重大义的精神。社会为大学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体检义诊、科普宣传、社区服务、支教支医等，这些活动不仅有益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更有益于帮助学生提前了解社会、行业现状，调整好心态，为将来走向岗位打好基础。医学院校应积极整合这些资源，优化课程设置，鼓励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社会，认知社会，服务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培养热爱医学事业、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职业道德。总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又具有开放、发展、多元的特性。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道德体系的建立，在现代医学道德建设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于我国医学院校职业道德教育更是可贵的教学资源。合理地利用好这一份文化遗产，是每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篇9
【关键词】文化馆；群众文化；辅导工作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使得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丰富。在省、市等各级领导的培养和支持下，我县把文化馆当做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阵地，积极响应新时代群众文化传承的号召，在群众文化辅导方面，一直坚持着 “面向群众、围绕中心、立足阵地、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当成工作的重点，把组织辅导、创作多样化的文艺作品、开展多方向、多层次的群众文化活动，追求群众精神文化的满足为宗旨；把培训和辅导基层的文化骨干队伍作为主体，把提高群众文化活动的品质作为核心；把弘扬当地特色文化，保护非遗文化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积极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相配合，服务大局，全方位的落实公共文化的服务职能。不论是在文艺创作、基础设施建没、群众文化辅导、业务培训，还是在非遗的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欢喜可贺的成绩，对推动我县群文建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如此，仍然与新时代党和政府对群众文化工作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新时代群众文化发展的趋势还不能完全相适应，工作还有待加强。
一、新时代背景下文化馆的作用与职能
（一）群文活动的组织传播职能
文化馆的活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文化节、艺术节等，另一部分是由各个部门自己发动举办的活动。文化馆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引领者，当然也要肩负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国民素质、积极开展群文教育活动、宣扬我国国情、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对外交流的社会文化知识以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它可以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之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需要。
（二）群文的辅导职能
文化馆的辅导职能对群文建设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其辅导职能涵盖了许多方面：宣传辅导、理论研究辅导、组织管理辅导和文化艺术辅导等。还有一些文化馆为了更好的接近群众，感染群众，服务群众，走进乡镇，下基层，为群众开展辅导工作；会举办一些有关文化的辅导班，组织文艺演出、创办有意思的文化艺术的交流活动、开展大型的文艺汇演或是公益性质的活动等。
文化馆的一部分重要职能主要是组织群众文艺创作和开展群众文化理论探讨活动。文化馆要把文艺创作作为文化发展的目标，创作出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文艺作品，用这些具有艺术气息，内容丰富、感染力强的作品去影响、熏陶群众，是目前群文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文艺创作主要表现在舞蹈、曲艺、歌曲、戏剧等方面，它不仅给予了群众文艺表演和文艺演出的优秀素材，还为文化艺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文化馆艺术创作职能不单单要注重文艺作品的创作，还要注重与时俱进，只有不断发展不断追寻社会的脚步，才可以使文化得到真正的传承。
二、文化馆群文辅导工作的现状
（一）文化活动众多，辅导较少
大部分文化馆的干部在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与教导工作的过程中，往往都比较注重文化活动的开展，忽视群众文化的辅导。虽然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文化知识的宣传，但是与群众之间相互缺乏沟通，对大众的文化取向及文化程度没有进入深化的了解。因此，群文活动的开展和文化的辅导两者应该势均平衡，若忽视文化的辅导工作，就会不利于群众文化的沟通以及群众文化的建设。
（二）文化辅导质量问题
文化馆对辅导工作的不重视，使辅导课程出现单一化的教程，辅导人员在进行辅导时没有制定详细的教导内容，最终导致不能深入的开展辅导工作。对群众了解不够，不能够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导致辅导质量的降低，从而也影响了文化馆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文化辅导的质量也体现了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服务质量。因为在文化辅导中其形式的单一化、非专业的要求以及服务态度等多个方面出现的问题，使得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服务水平降低，从而不能够给予群众高品质、高涵养的文化辅导。
（三）个人色彩较强，忽视群众色彩
有很多的文化馆干部在工作重心的把握以及工作安排方面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过分的注重个人的创作工作，忽略了对群众文化的辅导工作。追求个性化的创作和个人色彩的创作很好，但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展现个人色彩的创作中去，这对于一个文化馆的群文辅导人员来说，就会显得有些不负责任。群文辅导人员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在工作中怀有一颗负责任的心，积极主动的投身到为群众服务的工作中，把个人色彩与群众色彩相互分配，合理利用时间，为体现文化馆的职能与作用，建设良好的文化环境做出贡献。
三、全面发挥文化馆作用的有效措施
（一）强化群文辅导人员的综合素养
为了充分发挥群文建设的作用，对群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就需要文化馆的管理部门在进行管理时要将和谐社会的发展任务与人员的素养培训相结合，而且在培训的过程中要注意对文化精神的贯穿，并要引导其自身的创新和服务意识，从而培养出高素养、高品质、作风优良的人员，从而发挥文化馆的最大效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二）加强辅导能力
加强对文化馆辅导能力的发挥有助于群众文化活动的建设。对此，就要求群文的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服务意识，并要满足“一专多能”的群文建设发展的需要。此外，还要根据文化馆内容丰富多样的特点，自身要不断地提升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从而可以为群文活动的开展提供指导性意见，使群众文化活动达到最佳的举办状态。另外，为了使群文建设活动有序开展，需要文化馆在创办活动时要结合乡镇文化一同参与，并促进之间的文艺交流，鼓励群众，从而实现不同文化的宣传，使我国传统的文化内涵得到发扬。
（三）优化职能作用
我国《宪法》在内容完善过程中对文化馆的建设必须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遵守此项法律的基础上，文化馆就应该清楚明确自身具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引导主流文化精神和承担社会教育的职能与作用。在实际群文建设开展的过程中应不断提升自身的职能与素养，从而可以使我国的文化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付林. 文化馆群众文化辅导工作的深入实践策略[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24：181-182.
篇10
一、伦理与道德的差别
罗国杰教授认为:“汉语中,‘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意义上也是相通的,而且与英语中的Ethics和Morale的词源涵义暗合。”(注: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因此,“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涵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指的是社会道德现象。”(注: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北京大学魏英敏、金可溪在对中西关于伦理和道德两词的运用分析后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道德’与‘伦理’都是一个意思。因此道德现象又可叫做伦理现象,道德行为又可称为伦理行为,道德判断又可以叫做伦理判断,道德学又可称为伦理学。”(注: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但是,作为一种分析中西文化差异的工具,笔者宁愿将二者区分开来。
其实在上述观点中,作者在肯定“伦理”与“道德”的相通之时,也承认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别。罗国杰教授认为:“伦理”和“道德”又有所不同,道德较多的是指人们之间实际的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的是指有关这种关系的道理。(注: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魏英敏、金可溪两位教授则认为:“就西方而论,‘伦理’和‘道德’两个词,意义基本相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互相通用的,直到黑格尔才明确地把它们加以区别,前者指社会道德,后者指个人道德。”(注: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在其《伦理与义务》一文中也提出:“黑格尔曾对道德与伦理作了区分,在他看来,道德主要与‘应当’相联系,并展开于良心等形式中;伦理则涉及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结构。”(注:杨国荣.伦理与义务[J].上海:学术月刊社.学术月刊,1996.6)
同样,笔者也同意这种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特别是黑格尔的区分,体现了他思想的深刻明晰和独到之处,对笔者的思考与写作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本文试想在黑格尔区分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文化的特点,将伦理与道德作进一步的厘定。
在此必须指出,儒家伦理是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出发去表述自己的伦理思想,并以此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这种现实的本源即是家庭,由家庭人伦推而广之,形成了家与国的难解难分。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受到多年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道德文化的冲击,尽管市场经济发展在中国已轰轰烈烈,但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谢遐龄在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依然是伦理社会。(注: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J].北京:社会学研究杂志社.社会学研究,1996.6)
勿庸置疑,在中国社会,“伦理”是一个现实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人道德思想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概念。中国的道德是伦理,是伦理道德。
道德一词在我国古代的解释是:“道”,即道路,引伸为原则、规范、规律、道理的意义。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的本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德”,就是实行某种原则,心中有所得。“德者,得也”。按庄子的理解,“物得以生为之德”,强调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
在古代中国,这种建立在内心规则、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理解,体现了对道德的形而上思考。但是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的思考失却了主导社会的机会。在儒家,虽然其道德思考具有某种程度的形上性,但其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家庭人伦出发的,再加上其道德实践中注重人伦之“礼”,因此,儒家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注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
与此不同,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要么对人进行类的抽象,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个体作“超越的突破”,将上帝作为个体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标。因此与古代中国以儒家道德为主体的伦理性道德不同,西方的道德是建构在对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这种缺乏以家庭为背景的人伦之理的道德,形成了与中国伦理性道德的明显分野,也构成了西方道德的实质和核心,是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的原始动力,也是解释现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主流和种种社会矛盾的最本源性的、最权威的典章。
二、中西文化的不同路径
(一)中西道德价值文化的不同发源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来自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回应。而对现实的不同思考,则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价值文化上的差异,会形成人们不同的行为取向及其行动结构。中西价值文化的差别,最集中地体现在“伦理”与“道德”的差别。很显然,这种差别来自于不同的思考着的“现实”。
中国的“伦理”性道德价值,来自于对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最初级的群体——家庭,及由此构成的现实社会的思考。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农业生产是人们主要的经济活动。由于经济活动的简单化,使绝大多数百姓一生基本生活在家庭中。由此家庭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细胞。人们面对的主要社会活动场所——村落,实质上基本是一个扩大了的大家庭。人们日常的主要社会行动是家庭性的行动,人们面对的社会关系主要也是大家庭的关系。因此从家庭出发,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性道德,就成了人们日常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正是立足于对这种现实的思考,从而创立了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从其产生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已变成了中国价值文化的基因,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左右着中国人基本的行动,构成了现实中国社会行动结构的基本面貌。
在西方,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也许天生他们就不屑于家庭的存在,也许天生他们就善于思辩和理性的哲学思考,在“道德”价值的判定中,他们把个体从家庭和现实社会中抽取出来,进行“原子”性的分析和类的抽象,从而
使个体独立化、抽象化,理性化,并把理性和独立性认定为个体的基本道德价值。基督教企图超越个体的“理性”和“独立性”,设定一个抽象的全智全能的完美无缺的上帝,作为人们永生永世的价值追求。也可以说,古希腊和基督教的道德文化,从其产生一直到今天,成了西方价值文化的基因。这两种基因导演着西方人的种种社会行动,形成了西方社会人们行动的基本结构,从而也就形成了与中国人社会行动结构的清晰差别。 (二)中西社会行动结构的差别
由于价值文化或者道德文化的差别,导致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社会行动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家庭性伦理道德的影响,中国人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群体(伦理群体)中来看待自己,从而确定自己行动的“差序格局”。尽管按教授所说,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个体的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这只能说明个体行动的出发点。其实这种行动出发点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伦理性的道德。所以在中国,个体基本上是消解在群体之中的。群体是个体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群体的伦理道德命令,或者说群体的宗法伦理命令就是绝对命令。受到抽象性人格及由此形成的理性和独立性道德的影响,在西方人们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体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结合起来建立群体,并参与群体的活动。个体与群体是对立的,是一种契约关系。个体虽然结合于群体,但依据契约个体可自由出入群体。当然为了实现个体的利益,个体在享受群体赋予权利的同时,必须对群体负责,履行个体对群体的义务。
第二,在以家庭为出发点的差序行动结构中,血缘关系成了行动的主要参照系,由此中国人的社会行动被赋予了浓郁的感彩。
在社会互动或交往中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感情上的亲近性,考虑的是对他人的感情上的关心、体谅、和爱护,即要讲人情。情感与中国人是难舍难离,成了人生第一需要。中国人最不适应的是,人情关系的淡漠。在交往中人们不仅重视情感,也特别相信情感,只要有了情感关系,再难的事情也会变得好办多了。中国人拐弯抹角套感情,成了日常交往的贯用方式。生活中的感情化,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但由此也给社会发展中的公正和效率带来了无穷的变数。在中国人眼里无论是私人或公家的事情,在情感面前都是可以融通或变通的。法律、规则是人制定的,当然也应具有人情味。在西方,由于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的抽象化,或由于基督教对人的超越,人们在社会行动中要么以理性为指针,要么听从上帝的召唤。在那里家庭关系、血缘关系、感情关系不是人们社会行动的首要的、唯一的、全部的思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与非感情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而且界线两边是不具有替代性的。实质上在西方感情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里,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