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一、“新三农三牧”问题的提出
农牧业劳动力“高龄化”。 一直以来，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多以青壮年为主体，且男性劳动力占多数。但是到目前，农牧业劳动力队伍的主体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大批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牧区进城务工，农牧业劳动力“高龄化”现象日益突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占农民工总数近50%的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愿意回乡务农的分别只有7.3%和3.8%。2000年到2012年，内蒙古农村牧区劳动力资源增加了136.62万人，而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仅增加了28.55万人，表明在增加的农村牧区劳动力资源中，只有20.9%的新增劳动力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表明，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几年中，内蒙古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农村牧区劳动力资源的比重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占农村牧区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了20.1个百分点，超过100万青壮年离开土地、草场，老幼妇孺则成为“农村牧区留守族”和农牧业生产的主力军。由这样一支劳动力队伍来从事农牧业生产，其难度和质量可想而知。
农村牧区人才“空心化”。农村牧区的发展进步需要一系列的社会资源，而最重要的资源则是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合格的劳动力资源，其它的资源就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村牧区人才“空心化”对于整个农村牧区的发展影响至深至大，它的严重影响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2008年以来的五年间，内蒙古国有单位农业技术人员数量出现了四年下降，2012年比上年减少了2162人。目前，全区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中， 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3.5%。2000年到2012年，内蒙古80个县域新增专业技术人员仅有7万余人，其中：教师和医务人员占到三分之二，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增加仅有2万余人，增长十分缓慢。造成内蒙古农村牧区专业技术人才流失主要有以下的几条渠道：一是农村牧区的学生通过升学等方式跳出“农牧门”，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回到了农村牧区，甚至农业院校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回到农村牧区参加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这也是内蒙古农牧业劳动力的文化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重要原因。二是农村牧区现有的优秀人才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农村牧区，这其中包括教师、医生及其他一些技术人员。这给本来人才资源就不丰富的农村牧区无疑是雪上加霜。三是进城务工使大量的农村牧区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青壮劳动力、包括各种拥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流出农村牧区，使得农村牧区的发展前景堪忧。
农牧民的生活水平“丰裕型贫困化”。所谓“丰裕型贫困”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一种趋势，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当一些地区和社会阶层经济发展、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还有一些地区和社会阶层的贫困状况却并没有随之好转，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其主要表现为：
1.2011年国家和自治区调整了扶贫标准，农民上调66.67%，牧民上调72.22%，按照这一标准，内蒙古的贫困人口为266.6万人，占全区农牧业人口的20.34%。与此同时，新一轮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旗县名单出台，内蒙古共计57个旗县名列其中，占全区除市辖区以外旗县级行政区域总数的71.5%，其中：国贫旗县31个，占38.75%，区贫旗县26个，占32.75%。在全区旗县人口排名前十位中，5个旗县是国贫，1个是区贫，占60%，人口总数达到266.72万人，与全区贫困人口数相当。
2.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2001年以来，内蒙古农村牧区居民收入与全国农村居民及全区城镇居民收入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但近两年又有所扩大。2012年农村牧区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为366元，为12年来第三大差距，相当于2003年的水平。
内蒙古农村牧区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1年的3563元扩大到2012年的15984元，收入差距比由2001年的2.8：1扩大到2012年的3.2：1，在全国的位次自2007年以来没有发生变化，始终维持在第15位。进一步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牧区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指数为1285.9，而在2000年以前，农村牧区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指数均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指数，200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指数为411.9，农村牧区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指数为393.2。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后，农村牧区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前超过城镇居民转变为滞后于城镇居民。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享有的各类补贴和福利，实际差距更大。
3.贫困农牧民与一般农牧民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进一步分析内蒙古农村牧区居民收入状况来考察农牧民的贫困问题，内蒙古统计资料数据显示：2000年达到或略超过当年农村牧区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户数占总调查户数的22.94%，超过8000元的富裕户数占总调查户数的8.84%，2012年这二组数据分别变化为6.84%和36.6%。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农牧民存在显著的能力贫困。由于农村牧区地区的教育相对落后，致使农牧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从而导致能力贫困。而能力贫困又是造成农牧民收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农牧民的生存脆弱性则是由于农牧业对自然因素的依赖以及农村牧区居民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缘故，导致他们生产与生活抗御风险灾害的能力较差，内蒙古农牧民的贫困化是一种新型的“丰裕型贫困”。
二、“新三农三牧”问题产生的原因
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此话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东部沿海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经验的总结。在对待原有“三农三牧”问题上，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是搞“曲线”兴农兴牧，试图通过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化来推动“三农三牧”问题的解决。 当前，发展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考虑时间、空间和基础条件，而将其视为普遍经验甚至一般规律，必然出现两个显著的片面性：一是推进城市化建设而忽视农村牧区的建设；二是推进工业化建设而忽视农牧业的发展，导致“三农三牧”发展的主战场不是在农村牧区，而是在城市，由此带来了“新三农三牧”问题的产生。在内蒙古提出的“8337”发展思路中，县域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建设、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等无不与“三农三牧”紧密相关，因此，解决“三农三牧” 问题要有新的思路，要把解决“三农三牧”问题的主战场真正摆在农村牧区，直接从农业牧业、农村牧区和农民牧民身上着手，并且主要依靠开发利用农牧业、农村牧区和农民牧民自身的潜力和资源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并非只有工业才能致富。只要经营有方，农牧副渔也可以使农牧民致富，更何况农村牧区还可以发展旅游业、休闲农牧业和民族文化产业。
三、 解决对策
解决“新三农三牧”问题，固然一方面要实行城市反哺农村牧区、工业反哺农牧业的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经济，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必要实行农牧业与非农牧业相结合、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重要举措。
（一）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
在内蒙古，农畜产品加工业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我们自主创新能力弱，质量控制体系不完善，农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牧业产值之比仅有1.1：1，远低于全国2.4：1的平均水平，也低于辽宁、山东3.6：1和3.8：1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去甚远。可见，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对于提高农村牧区工业化水平，安排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农牧民收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农村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应当作为内蒙古农牧业与工业结合的重要形式。
（二）大力发展新兴的休闲农牧业
休闲农牧业是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农牧业。休闲农牧业的重要意义，除了丰富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还在于在城市化过程中挽留绿色而又美丽的农牧业和农村牧区，保护和促进农牧业的发展。休闲农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蓬勃发展，而内蒙古的休闲农牧业则还处在起步阶段，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农牧业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发展的空间和前景十分广阔。
（三）大力建设“一村一品”基地
“一村一品”近些年在我国取得可喜的成绩。一方面，浙江、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农村的“一村一品”，或者一镇一品、一县一品的发展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也积极创造条件开展“一村一品”运动，2005年在陕西召开的“一村一品”国际研讨会就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实践证明“一村一品”的确大有可为，也表明农民和牧民的确是解决自身问题的主体，他们有很大的潜力和资源有待于开发利用，有助于非农牧产业的聚集和发展，也有利于加快农牧业现代化进程，还有助于留住农村牧区的人才和青壮年劳力，并且吸引城市中的人才到农村牧区去居住与工作。这样既可以缓解农牧业劳动力劣质化、农村牧区人才空心化问题，又可以防止过多的农村牧区人口盲目涌入城市，避免出现城市化失控的局面。
（四）加快教育体制改革
篇2
关键词：“三农问题”；廉价劳动力；出口竞争力；增长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3)-0109-05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成为当今第三贸易大国，出口竞争力表现出强劲增长的态势。主流观点认为当前的开放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了财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是以中国非技能劳动者的福利损失、环境资源的粗放使用为代价的。对于开放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国内学者一直存在着争论：有些人认为必须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是解决就业压力的必然选择。因此有人担心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而使中国失去国际竞争力。另外一些人认为，长期奉行比较优势的结果，会使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甚至难免进入“贫困化增长”的境地。因此他们主张必须改变我国现有的对外经济模式，促使产业升级，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但是这些研究没有从低工资优势的根源即“三农问题”的角度来考虑解决的途径。其实，发挥比较优势和促进产业升级都是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这二者的矛盾是长期与短期的矛盾，不忍放弃短期利益的结果必然使长期目标无法顺利达到，但是短期利益又是非常紧迫的，因此人们通常先考虑最紧迫的就业和增长速度问题，然后才是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却没有带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状况的本质改变，应该是个不正常的现象。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与农民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概括来说，农业落后的根源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外，在中国就是小农经济模式无法适应市场竞争和风险；农村凋敝的原因主要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缺乏；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缺乏是所有问题的突出表现，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对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国内学者基本上达成的共识就是“消灭农民”――城市化和工业化。但是，与其他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相比，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却没有带来农业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到2004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然高达49.7％。因此，必须统筹城乡发展，才能奏效。为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2006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虽然各地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措施和侧重不同，但是努力的共同方向应该是：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道路。力图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当然也包括在城市的农民工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很可能会带来企业劳动力成本支出的上升。在2006年中国经济高峰会上，张维迎教授警告：“未来三、五年内，中国劳动力成本可能上升30％-50％”，由此他担心“未来不能够在国际上像过去那样靠成本优势获得竞争力”，“中国农民可能没有办法转移出来，而且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民可能面临继续回到农村的风险”。那么，“三农问题”与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三农问题”的缓解、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呢?它们之问应该如何协调?
二、低成本出口模式与“三农问题”的内在联系
(一)农民的低收入和无保障支撑并强化了低成本出口模式。
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现代化部门所支付的工人的工资取决于落后部门的收入水平。我国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是非常低的，2005年，农村人均总收入为4039.6元/年，如果除去工资性收入1174/5元，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就只有2865.1元/年，与同期的全国职工平均年收入18405元相比，差距之大显而易见。此外，农村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率极低，2003年，我国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农村人口比例为79.1％。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农村经济调查队《“十五”期间北京农村全面小康进程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04年底，北京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仅为24.4％，其他地区的覆盖率很可能比这个水平还低。农村落后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进而为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提供了条件。从1998到2003年，广东新增就业人员6120.万，其中新增外省劳动力453.54万人，占广东新增就业人员总数的74.13％，而这些新增就业岗位有一半是加工贸易企业提供的。不难推测这些外来劳动者大多数是农民工。可见是廉价而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为我国参与低附加值国际分工环节提供了前提保障。
(二)低成本出口模式加重了“三农问题”
既然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那么充分就业应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的法宝。依这样推断，继续利用加工制造业低工资的比较优势有助于促进就业和城市化。但是考察中国经济20年来的实际情况却发现，工业化、城市化的比率上升，却没有带来农业就业人口比例的相应下降。除了廉价的劳动力，我国吸引外资企业的又一个优惠条件是廉价的土地资源。“中国的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不等价交换实现的，农民已经为这个过程付出了巨大的补偿损失。”农民工权益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都是与这种不协调的城市化相伴随而产生的。
侵害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权益的低工资出口模式，在缓解短期就业压力的同时，却损害了农民的长期发展能力。因为农民工的收入低，所以他们不能真正转变为市民，只有象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流动。维持生存从事的劳动得不到培训和教育机会，他们的人力资本几乎不会升值反而会随着健康和年龄状况而贬值，他们最终的归宿仍然是农村。这样的劳动力转移方式反而使城乡差距扩大，内需难以启动，经济增长乏力。这实际上是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把“三农问题”长期化了。
(三)“三农问题”的缓解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更加明显。2003年、2004年我国的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均超过10％，达到12％左右。实际上，作为制造业劳动力的供给源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在2003年以前一直低于6％，从
2004年开始增长加快，2004年为12％，2005年为10.85％。这正是我国开始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题中之意。
据德国《财经时报》报道，从1998年至2004年，我国平均工资的年增长率高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表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但一直在上升，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不断缩小。如果城乡差距继续有效地缩小，农民收入提高，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很可能继续上升。这对于多数依靠廉价劳动力简单加工出口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
但是要认识到，工资水平上涨是经济增长中必然伴随的规律性现象。那些无法承受工资上升而撤资或倒闭的企业，一般是奉行超低成本，侵害劳动者权益最严重的，它们的被淘汰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变。日本通商白皮书发表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则为3.5％。这说明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涨，但从亚洲的整体水平上来看依然处于较低的位置。工资成本的升高对目前这种主要依赖价格竞争，出口加工组装低端产品，依靠FDI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对外经济模式来说，确实存在着潜在的威胁。但是从转变产业结构和对外经济模式的角度看，又是一种促进作用。
三、低成本出口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而且正日益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2005年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2006年进出口总额为17607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同比增长27.2％。即使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以来一直在升值，也没有对出口带来多大的影响，相比同期世界贸易10％的增长率，我国出口增长令人侧目。据海关统计，无论是进出口额还是贸易顺差额，外商投资企业都占绝对比重。2006年1-8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高达494.7亿美元，占贸易顺差总额的52.3％。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拉动力逐年上升，2002-2004年，从1.3％增长到9.1％，2005年更是增长到23.7％；200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70.8％，出口依存度为64.5％，不仅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呈现出明显的外需拉动型特征。
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出隐含着经济民族主义的视角，“就是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力图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与他国的经济往来和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并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企业的竞争力容易衡量，主要看它在行业或区域内的赢利能力，而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涉及一个“按照国界加总”的问题。如果过于重视市场分额，结果可能出现众多弱势企业所组成的“强大的”国家产业的怪现象。例如，中国是纺织品和服装的最大出口国，更是石油的进口大国，却没有这些商品国际市场定价的话语权。“卖啥啥便宜、买啥啥贵”的尴尬并不仅仅是因为“大国”的身份。可见出口额或贸易顺差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一)我国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不利地位。我国在国际生产价值链的低端进行数量扩张的同时，获得的利益却“薄如蝉翼”。从海关统计并使用拉斯帕尔公式编制的贸易条件指数看，1993―2003年我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2％。从价格比看，我国出口价格指数上升4％，进口价格指数上升19％，贸易条件恶化。我国大量的企业缺少品牌、技术，产品差异程度低，价格竞争使得他们的利润空间极小，大的出口数量却与小的利润率并存。比如，中国生产全球70％的DVD，每台出口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只赚取1美元利润。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要32.5美元，中国企业所得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
(二)超低成本使中国商品遭遇贸易壁垒。用四面受敌来形容“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处境并不为过。至2005年底，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也频频对中国商品设置障碍。近12年来，3/5的对华反倾销都是由发展中国家发起实施的。此外，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形式也开始有新的转变：继以环境保护为理由的“绿色壁垒”(环境标准)之后，发达国家又把“蓝色贸易壁垒”――国际劳工标准推上台来。“蓝色贸易壁垒”最典型的代表是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据估计，自1997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至少已经有8000家工厂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部分工厂因为没有达到标准而被取消供应商的资格。然而正是跨国公司追求中国低成本的动机，加剧了中国劳工权益受损的程度。
(三)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侵蚀了中国企业的创造力，阻塞了技术革新的动力。中国每年从农村涌出的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大军，让很多企业不必在技术革新上花费太多心思，就可以赚取高额利润。既然多用些工人就可以赚钱，又何必将钱投向技术创新这个风险巨大的无底洞呢?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在增值率低、贸易条件恶化的前提下，企业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的总利润水平。因此，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率的动力就不足，甚至将国外的落后淘汰工艺技术转移到中国来。
(四)低成本发展模式加剧了中国人力资本的流失。现在由于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别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拥有高技能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其在国内的工资报酬与国外相比也是偏低的，这样导致大量的高技能人力资本流失。据调查，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生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了9个百分点。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今天，人才的流失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损失，因为这样会损害国家的财富生产能力，拉大国家之间创新能力的差距。
过分依赖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经济必然会变得脆弱：一方面，价格竞争给本国企业增加的收益小于外国消费者增加的福利，相当于资源被廉价地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同时导致本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贸易伙伴国的需求支撑。另一方面，过低的利润空间和劳动者工资收入，导致了我国在为其他国家提供廉价消费品的同时，本国的内需启动缓慢而困难，形成对投资和净出口增长的路径依赖。目前这种外向经济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四、改变低成本增长模式应该--与解决“三农问题”协调互动
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是什么――6该是人自身的发展。如果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带来福利的增加，不能提高人自身发展的自由选择，那么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也是为促进经济增
长――增加人民福利而服务的。目前的这种成本优势，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对国家人力资源的粗放使用和浪费，因此转变外向经济发展模式势在必行。而“三农问题”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难题。如果将这两者分割开来解决，必然会面i临困境：(1)若单独依靠政府的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土地征用价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三农问题”。但是长期来看，财政无力负担庞大的农民增收任务，违反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孤立地解决“三农问题”根本没有可行性。(2)转变低成本的对外经济模式，就要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促使产业升级。仅仅依赖国家的产业政策，只能从形式上起到效果，企业仍然会走低成本、低利润的数量扩张模式。如果单独加大维护城市工人权益的力度，提高工资福利而不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可以迫使企业进行转型，但是，在农村落后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必然更加扩大，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制造业，在如此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之下，工资必然会降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加工企业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对外经济模式的转型失败。
因此，本文认为，改变发展模式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也可以相互协调，同时推进。
(一)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互动
国外对中国持续增长的投资，不仅仅是看中了中国的低工资，还有其他的政策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认准了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和经济起飞阶段的高投资回报。日本经济专家指出，尽管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职工的工资比中国低，但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中国沿海省份，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资金以及市场等远远不及中国，绝大部分企业不会仅仅为了差距不是很大的劳动力成本而不在中国投资。工业化的进程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作为支撑，“民工荒”的出现恰恰发出了一个信号：不可能依靠流动性强、素质较低的农民工来长久支撑国家的工业化，必须把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变成真正的产业工人。因此，提高产业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不会对投资产生大幅的影响。相反，还有助于农民工真正实现城市化的转变，城市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了，才有条件真正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样才能避免“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有人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构建“高福利、低消费”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即使有一部分农民工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而回到农村，也会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农村是他们可以回得去的家乡，从而成为调节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生存状况的改善，进城农民工不会再接受极低的工资报酬，也促使企业提高工人的报酬和福利，积极开发或引进先进技术，生产差异产品，不再安于在低附加值环节上依赖低成本而获得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毕竟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有企业按照竞争规则自行作出的选择，才能带来真正的产业结构的转变。
(二)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是改变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
“李昂惕夫之谜”的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将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加以区分――美国出口的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符合美国人力资本丰富的要素禀赋。而人力资本并不象自然资源那样外生给定，是可以通过教育培训而获得的，所以又被称为“获得性禀赋”。
要扭转我国的比较优势，不是短期的问题，而是战略问题，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虽然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是动态可变的，特别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由于要素在世界市场上的流动性增强，国家的比较优势改变就更加容易些。但是，相对于资本、技术要素来说，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很差。特别是没有技术的劳动力，他们的国际流动受到的限制更多。所以，世界上的资本和技术需要寻找廉价的劳动力，就必须到中国投资或定单生产。因为只有在中国，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才可能如此之低。中国低技能劳动力规模如此庞大，即使吸引了再多的资本和技术，也无法扭转廉价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因此这种劳动密集型主导的产业结构具有路径依赖特点。
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就是把我们现在的低技能劳动力转变成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变劳动密集型优势为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优势。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应该是加大对农村的教育和卫生保障投入，这些措施必然能够提高农村人口乃至全国人口的整体素质，增加人力资本。比如，可以将农村的9年义务教育转由国家财政负担，并且在初中或高中阶段，面向农村学生，着重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把一部分无法进入大学的农村青年培训成有技能的制造业工人后备军。
(三)“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助子提高中国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
篇3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农村金融体系
一、前言
农村信用社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农民入股，实行民主管理，为支持“三农”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资金不足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在加大对农业资金投放的过程中又会产生信贷风险过大、信贷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成为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重要课题。
二、我国农村信用社信贷现状
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试点计划”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在浙江省第八（市）试点。执行功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的省级政府，已经从长期发展农村信用社和农村经济考虑，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总资产4271600000000元。其中2500800000000元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11.6%），比上年增长47.9%，2005年底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高达76.8%，存款余额3542600000000元（占所有金融机构，13.8%）比2005年底增长了57.2%。所有者权益235300000000元，142300000000元以上，2005年年底。2006年底，数据还显示，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为386500000000元，其中有大量的不良贷款是不包括在内。
三、我国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的成因
所谓信贷风险是指接受贷款的个人或单位在款项到期时无力偿还的可能性。信贷风险会导致农村信用社产生大量不良贷款，致使信用社信贷资产质量恶化，最终影响到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功能。以本人工作所在地的信用社为例，该信用社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管理体制不健全
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由股东的指派的，而是由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进行任命。虽然目前农村信用社中有监理会等机构，但是在运行的过程中这些机构并没有发挥出其真正的作用，对于各种制度的落实不到位，没有履行监督的智能。加上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和风险管理方法落后，大多数农村信用社没有建立科学的风险应对措施和风险防范体系，这些问题都会造成信贷风险。
（2）信贷人员自身素质不高
信贷人员的素质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整体素质不高，文化程度、业务水平无法符合信贷体系和信贷市场的需求。其二，业务能力不够，难以快速有效地处理信贷问题。其三，职业精神缺失，思想不端正，只注重个人利益不关心信贷风险的防范工作。
（3）信贷工作服务对象的特殊性
主要的服务对象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三农”。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例如，生产周期长，生产过程是未知因素影响较大（气象灾害，人为因素），通常导致农村信用社的信贷风险。
四、防范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的措施
1、树立内部人员信贷风险意识
农村信用社要进行有效的信贷风险防范首先需要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信贷风险教育，树立信贷风险防范意识。通过教育和引导把信贷风险防范贯彻到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其次要建立内部经营机制与激励机制。
2、建立完善的内部人员选拔和管理机制
在信贷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坚持“稳定、规范、调整、精简、高效”的工作方针，建立和完善适应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引进高素质人才。强化信贷人员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并培养信贷员的爱岗敬业精神。建立完善的信贷员选拔考核机制。在选拔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社会全体人员择优聘用。
3、提高信贷风险预估能力
提高信贷风险预警能力是有效防止信贷风险发生的重要手段。农村信用社需要建立完善的信贷风险评估制度，对贷款单位的实际情况要进行严格的审核，评估其是否有足够的还贷能力，从而决定是否进行贷款。同时农村信用社还要建立信贷风险预警制度，对社会环境以及内部环境进行有效监测，对可能发生的信贷风险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和解决措施。
4、合理解决不良贷款问题
在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不良贷款问题，合理的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是防范信贷风险问题的关键。一方面信用社要完善贷款担保制度，对担保人的实际财产状况进行深入了解，对抵押物品的价值进行准确的评估。另外一方面要加强对不良贷款的处罚力度，在旧的不良贷款问题上要采取逐步化解的办法，在新的不良贷款问题上则要分析其成因，并勒令相关责任人追回。
5、推进农村信贷管理信息化建设
在新信息时代背景下。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建立成为了农村信贷管理的趋势。建立统一的信贷信息管理系统，使得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对信贷工作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讨，提高了工作效率。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有关农村信用社信贷问题的资料和信息传播到农民之中，使农民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提高信贷还款的责任心。
结束语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说明了三农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农村信用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支持，保证其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控制好信贷风险控制是农村信用社完善经营管理的根本保证，是提高农村信用社的经济效益，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作者单位：莱芜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苗山信用社）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县域金融机构；三农金融服务
一、引言
三农问题是国家非常重视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金融支持经济的角度来看，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持。“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与农村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断的完善，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县域农村经济的主要力量。县域经济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解决发展县域经济的问题，才能全面推进小康建设。
二、县域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现状
(一)金融机构布局情况
县域范围内，存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一家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一家村镇银行、一家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导致县域内金融机构竞争日趋激烈。
(二)信贷支持方面
近年来，金融机构与农业与农民越走越远，是有原因的。在市场经济市场里并没有一个中央协调的体制来指引其运作，使得农村的经济结构缺乏国家的引导，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产生了金融机构“嫌贫爱富”不良局面。一是农村金融资源被大量分流抽走，得不到反哺，反而流入了城区二、三产业，给三农经济发展造成“抽血”、“缺氧”的负面影响。二是金融机构存在“惜贷”现象。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注重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由于农业本身属弱质产业，资金回收期长，效益低且风险大，导致农村中、小、微企业资金的流动性相对较差，农户的贷款需求呈现期限长、额度小、季节性强的特点，缺乏抵押担保条件，以上现象均不符合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要求。加之县域银行的金融供给门槛高，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目前，农村信用社普遍开展了小额信贷和农户联保担保贷款，但大额的农业生产资金需求和龙头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由于信贷投放能力有限，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并且严厉的贷款责任追究和严格的贷款条件的制约，加剧了农村信贷资金供需失衡。
(三)柜面服务方面
现在各家银行都在提升各自的服务水平，对三农客户的整体服务态度、服务意识都有很大提高，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银行柜员方面：部分柜员戴着有色眼镜，客户是农民的话他们就应付了事，客户有疑问也不耐心讲解，甚至言语上存在顶撞现象，消极怠工。二是银行大堂经理方面：县域大部分网点的大堂经理能积极地引导农民客户办理业务，减少在办理业务时的等待时间；但在农村乡镇的基层有些地方没有大堂经理，有些地方的大堂经理流于形式，大堂经理的作用不明显。三是银行客户经理方面：农户对自己的信用意识不够，很容易出现还款不及时和交利息不及时情况。部分客户经理不能在以上情况发生时及时提醒客户，存在工作不到位现象。
三、县域银行服务三农的制约因素
(一)涉农贷款风险防范难度较大
一是涉农贷款业务的风险性。在三农的多个领域和环节都需要信贷资金的支持，农业投资时间长，风险高，盈利性差与金融机构追求资金的安全稳定和高收益的宗旨背道而驰，而且贷款人能否保证按时稳定的还款也是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回收的决定性因素。一是二是抵押物不足。信贷质量的好坏与抵押物的选择直接成正比，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与抵押物也息息相关。由于我国的政策是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土地又不能作为抵押物，农民能用的抵押物不外乎房屋和农机具等，而这些物品又不容易被金融机构采用。三是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目前县域银行风险控制体系不够成熟，需要建立成熟的工作体系就需要首先开展实际调查工作。但是全面准确的调查要消耗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银行觉得投入太大，就想出了各种其他办法，比如，通过村委会和干部进行摸底调查获得一些数据，往往缺乏准确性。虽然减轻了人力物力的损耗，但是调查数据往往会造成评定不实，所以这种方法万万不可取。四是从业人员人数不足。基层从事三农业务的工作人员的数量匮乏，整体业务水平不够专业，处理风险问题的经验不足，加之三农业务量和涉及面都比较广，后续工作的操作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给涉农风险防范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五是信用环境不完善。由于种种原因，涉农贷款市场的信用缺失相对严重。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有限，对小额贷款的认识不够充分存在误区，从而破坏了农村的信用秩序，加之农村缺乏有效的宣传工作，农民对社会信用文化的认知水平低下，而且尚未建立健全的惩治机构，对债务人的违约行为无明确的制约标准，从而破坏了农村金融市场环境，造成信用意识淡薄，给农村金融机构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其运营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
(二)县域金融机构竞争日趋激烈
近年来，县域由于国家推行提倡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的政策法规后，很多金融机构开始聚焦农村市场，包括国有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也参与其中，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等，各地的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等也将对农村领域的金融业务作为重要增长点，此外一些社会资金也开始进入农村市场，这就促进了农村金融市场环境的激烈的竞争。
(三)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
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是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追求价值最大化，但是农业是弱质产业，自身投入高、产出低的特征决定了其具有高风险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金融部门自然不愿意投入过多，而带有一定政策性色彩的金融支农贷款，也缺少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产生的风险几乎全部由金融机构自身来承担。对于农村市场的优质大额客户，成为各家银行争抢对象；而对于有贷款需求的小额农户客户，就不一定能得到资金支持。
四、发展普惠金融，加强三农服务
(一)加强金融服务“三农”的风险管控
在金融为“三农”提供服务时，最重要的是加强涉农贷款业务的风险管理，这需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引以为戒，使得涉农贷款业务的风险降到最低，使农民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一是放贷前要仔细充分的了解借款方的经济实力和信用度，严格考察是否符合放贷条件的，有信用污点的坚决不予放贷二是要做好涉农信贷业务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细化各种规章制度和评级指标，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对风险信息的来源做出预警对风险信息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准确的预估，并且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路径，防患于未然三是要做好后续的维护工作，通过跟踪和暗访调查及时发现问题，如果出现信用缺失和违规的情况立马进行严肃处理，落实责任到人。
(二)提高三农服务意识，发展普惠金融
首先必须把“以客户为中心”作为首要服务宗旨。客户是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上帝，银行必须做到让客户满意，这离不开耐心周到的服务，做好客户的开发与维护。县域银行机构应调整战略，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过渡中，注重细分市场，扩大客户群，加快生态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的发展，持续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者的支持力度，做好小微信贷支持，支持农村居民合理的住房、购车等消费贷款，丰富电子银行产品功能，提高运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作为直接服务三农的银行机构，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守法经营，做好普惠金融的互惠理念，大力开展在农村和社区的宣传活动，给村民讲解普惠金融的好处，维护农村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扩大普惠金融的影响范围，使更多的人收益。
(三)营造氛围，加强全民的信誉观念
依靠政府的权威作用，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使得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完善，提高大到企业，小到个人的信用意识，使整个社会成员做到诚实守信。一是借助媒体的宣传手段，宣传诚信文化，使诚实守信的观念深入人心二是借助媒体的舆论手段，制定“惩恶扬善”的制度，对于信誉失衡的企业给与曝光，给整个社会起到一个制约作用。三是县域金融机构应积极营造守信的的氛围。金融机构要积极培养客户良好的信用使用习惯，可以对守信的客户可以获得给予更大额度贷款的机会、逐渐降低融资成本等奖励。同时县域银行应该为农民和小型企业的经济知识培养和提高做出贡献，提高他们对理财观念的认识，增强储蓄观念。
参考文献：
[1]杨成章.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15(1).
篇5
【关键词】：户籍制度公民权利三农问题
一
1958年前，中国的城市对农民基本呈"开放"姿态，但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涌向城市，而且日益增多的劳动力使城市无法容纳并成为政府的负担，便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实施户口管制制度。随着1958年的建立，中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现状，城市居民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基本得到保障，农村居民却对此基本无缘，人为造成了二元社会结构。
1968年12月22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据统计，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共有1600多万人。上山下乡虽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但在这一代人的青春中造成了不少的悲剧。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进城就业管制有所松动，"百万民工下广东"和每年"春运"的"壮观"景象在世界上绝无仅有，逐渐形成了1亿4千万的进城"农民工"，[1]为城市化工业化输送大量的劳动力，为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城乡差别仍未打破，更出现众多"孙志刚"式的悲剧。
目前，取消户籍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2005年10月25日，中央综治委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中央综治委2005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透露，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
历史难道就这样形成一个轮回？
其实，历史就是这样跟我们开玩笑，如在长达近一个世纪（1917-1950）的时间里，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进行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试验"，但最终的结果是在20世纪末进行几乎同样彻底却方向相反的体制变革，试图重新建立市场并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在当今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中只剩下有2个国家继续实行计划经济--朝鲜和古巴。
二
对于户口管制制度和城市人口"上山下乡"运动这种现象的因由，本人有保留地同意温铁军先生的"实际上我国的经济确实不可能随着工业发展来带动农民的非农就业，而是城市必然要向外排挤过剩人口。……我们对过去很难一言以蔽之，至少不能简单地把过去的问题归结为都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的观点。[2]因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渠道单一，城市里的几乎一切行业都纳入国家直接管辖之中，甚至连卖菜的、理发的、修脚的、开旅馆的，等等，都在统一严格的组织里面，如此僵化的体制怎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呢？对比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20多年就吸纳了一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其结果不言而喻。
对于某些观点，如"当前农民不能从农村转移进行城市，从农业转入非农产业的根本原因，不是所谓体制，而是根本就没有实现这种转移的空间"。"鼓励农民进城，实际上是在制造农民工之间的竞争和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的竞争，其结果是大大有利于资本雇佣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且进一步使农民工不可能在城市安居下来"。"如果进城农民不能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又因为卖掉土地而失去了以前的土地保障，谁有办法来解决数以亿计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数以亿计的失地农民，将对中国现代化构成何种压力？"。[3]对此，在这里向其提出几个问题：1、户籍制度人为分割出二元社会结构，难道不是体制吗？2、现在已经有一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上，这空间很少吗？3、一亿农民进城工作了，是否真的就抢了一亿城镇居民的工作机会呢？4、难道现在农民不希望有机会进城被"廉价"雇佣吗？他们想进城被"廉价"雇佣为什么还要受很多限制呢？5、如果众多农村劳动力不能正常进城，只能在农村"使用"，这些劳动力难道不就更廉价吗？6、在当今中国，是否存在数以亿计人口的生存问题呢？（也需要指出的是，千百年来，亿万百姓从来不是统治者所养活，而是百姓自己养活自己）。7、如果数以亿计的农民只能在一亩三分地耕作，仅维持温饱的现状，这就是你们所希望的中国现代化吗？
对于一些观点认为农村人口却大量地涌到城市将造成"贫民窟"问题，这个现象在拉丁美洲就表现得比较突出。这是因为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不是很迅速，还没有具备很强的工业化发展条件，导致城市化发展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人们在农村居住反而倒不产生问题。这时让大量的人口聚集到城市中来，问题倒反而显得比较突出了。其实，这是"过度城市化"问题。但目前中国的现象刚好相反，经本人研究认为：是城市化不足--即工业化高速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城市需要补充大量的就业人员，但由于城市对外来就业人员的限制，外来就业人员须在原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来回飘摆不能定居，只能寄居于就业地城市的"边缘位置"，造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贫民窟"。
对于人地紧张和人均资源短缺，确实是中国的国情，但正因为这样的问题，就更加要"城市化"，使资源来集约利用。城市化才能解决人地紧张和人均资源短缺问题，也能解决就业问题。单从居住用地来说，农村一户就占用几百平方土地，城市就比农村节约，而且人类集中居住才能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可创造出无数种职业，才能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员。增加就业人数与经济规模特别是工业化规模有关但关系不是最大。笔者估计，每百万元服务业GDP需要就业人员与百万工业GDP需要的就业人员的比例是5：1。而服务业的发展则需要人员居住集中，在解决吃饱问题后相互提供服务，也代表着生活水准的提高。而且人类也是群居的动物，城市化和工业化除了创造大量的有形的物质消费资料外，还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精神粮食生产和消费地方。分散而封闭的农村，阻碍着精神粮食的产生及其信息的传递和精神粮食的消费，导致物质与精神资料的匮乏。
非常明显的道理是：农业只是具有提供粮食、蔬菜和肉类满足人类食用的功能，农业满足了人们吃饱的基本需要后，人类的其它物质资料需要则由工业所集中提供，再加上服务业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准迅速提高。将几亿农村居民束缚在一亩三分地里，不可能快速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不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三
自199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近几年每年都保持了1.5至2.2个百分点的增长，截至2003年底，全国城镇化率已达40.53%。与此同时，我国城市数量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加到662个，其中超大、特大城市已达46个。城市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4]然而，这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地名的城市化。"城市数量增加了两倍（现在是三倍多），城市人口却只增加了10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5]也就是说这样的城市化仍然是拒农村居民于门外的城市化，根源还是在于户籍制度。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先后批准和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我国1954年宪法曾经规定迁徙自由，但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以及现行宪法都取消了这个规定。"如果说在我国早期实行计划经济、城乡严格分立的二元体制下，为保证城市人口福利供给和控制城市规模，严格控制城乡间人口流动尚有稍许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愈来愈充分发展，人口的自然流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已越来越迫切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秉持以往的做法来对待迁徙自由无疑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6]确实，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包括人员等市场要素就需要充分的合理配置，人口能自然流动，不然，只能是"制造"出中国公民在自己的祖国里"暂住"和大批的"非法务工人员"这种我国特有的现象。
目前，我国在城镇务工的"农民"数量，根据农业部《二00四年全国农业统计提要》的数据，截至2003年年底，乡村从业人员数为4.96亿，其中劳动年龄内为4.6亿，而农业从业人员为3.06亿，那么起码就有1.6亿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业工作，远远超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共7800万就业人员城镇户籍职工的总数。[7]面对如此庞大的从业人数，我们最终不能让其存在于城市之中而游离于城市化之外，应该创造条件使其融入城市之中。也需要考虑这庞大人口所产生的子女后代教育等一系列有悖于社会整体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而且，由于一直以来各地采取阻碍外来劳动力在本地就业的政策，造成外来劳动力就业成本增大，扭曲并妨碍了劳动力市场发育，也使城市居民过度依赖于政策保护而不积极寻求新的就业机会，从而抑制了就业提供的积极性以及整个经济的劳动力需求，不利于企业增加投资，损害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而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
以往建立户籍制度，是由于农产品短缺而需要建立统购统销制度确定统销制度的适用人群，其前提又是计划经济。现在，农产品短缺现象已经消失，也实行市场经济，在一个要素完全流动的市场中，通过资本与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不同地区间的要素报酬应该逐步趋向均衡。所以，从公民权利和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面考虑，就必须打破城乡分隔局面。
四
城镇（市）化在今天出现的困境，是由于过去人为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形成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趋势，并长期阻止由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的原因，如筑坝拦洪，难免"蓄之愈久，其发必速"，再不泄洪，则会有漫堤毁坝的危险，到时候其破坏力就更严重。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不止是城镇化一条路，也并非是打破户籍管制制度就令到众多农民进城并能提高他们的收入，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不能有急进的幻想。也并非仅给予进城农民一个城镇户口就可以解决，更需要有其他方面措施甚至是更多的综合配套，如实施土地制度的变革，统筹城乡建设，既要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也要政府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加速农村的建设步伐，减轻农民的负担；更需要解决教育资源投入和建立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国民基本一视同仁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账户，使教育投入和社会保障不再成为当地政府负担等等。
目前，已经不是争论要不要取消户籍限制、要不要城镇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扫除消户籍限制的障碍、如何积极面对和解决城镇化将面临的问题，"十一"规划的新农村建设只是整个过程一只脚迈出一步，城镇化是迈出另一只脚，也就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同步进行，这样才能两条腿走路。没有观念上的转变、不打破制度上的约束、没有综合配套政策和措施，最终是"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某些能说"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的专家却反对去"为"，某些要"问为什么？"的学者还弄不清"为什么？"。其实，我们除了用"脚"去观察外，还需要用"脑"去思考。虽然他们是发自内心想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依照其理论却可能导致三农问题长远难以解决。
一只鸟笼，当然阻挡不了空气的流动，但农民不是空气，却很像笼中之鸟，虽然能喂饱"它"使其不会挨饿，但始终是没有在空中飞翔、在森林里觅食和选择建窝的自由。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实情况，是一个不愿意来，一个不愿意接受；但现在农村居民进城工作，却是一个愿意去，一个也愿意接受（不然就出现"民工荒"），我们没有必要再人为制造篱笆。更有一些观点认为，农村同样对城市居民开放，从公民权利、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源和资本自由流动方面考虑也是正确的，而且城乡之间存在比较优势，农村也需要城市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
因此，能"进城"的可进城，愿"下乡"的可下乡。
注释：
[1]、李强：《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温铁军：《我们是怎样重新得到迁徙自由的》，《中国改革》.2002.5。
[3]、贺雪峰：《农村研究要问为什么》，三农中国网，/shownews.asp?newsid=7666，2005-9-8。
[4]、新华网：《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fortune/2004-10/09/content_2068588.htm，2004-10-09。
[5]、温铁军：《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与相关制度问题》，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0-04-18。
篇6
一、农业信息不畅通的危害
（一）农业信息不畅通，影响农业稳定性
农业信息不畅通，市场需求无法掌握，让农民不知道该生产什么，只能跟风，这造成部分农产品产量过剩，而另一部分产品则供不应求，严重影响到农民收入稳定性，也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信息不畅通，不利于提高农民素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科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然而，中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既不懂得种植技术，也不会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又没有机会接受再教育，严重制约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三）农业信息不畅通，导致市场价格不均衡，让投机分子有机可乘
农业信息不畅通，导致农业资源配置不均衡，部分地区市民要承受高昂生活费，而部分地区农产品无法销售烂在地里，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影响了市民的生活，更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农业信息不畅通，让投机分子有机可乘，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干扰市场稳定，在他们的鼓动下，农民盲从生产，市民被动支出，严重影响农业市场的稳定性。
（四）农业信息不畅通，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
农业信息不畅通，国家在宏观调控时只能依赖于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而这些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有一定的滞后性，会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及时性。
二、农业电子商务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
（一）农业电子商务平台远程教育有助于提高农民素质
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素质急待提高。农民队伍庞大，普通教育方式不可能实现。互联网远程教育投入成本低，见效快，资源共享，让农民得到再学习机会，领略农业专家的风范，与农业专家近距离交流，向他们请教疑难问题。
（二）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农业信息可以指导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推广
农民因不了解市场需求不知该种什么。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可以让农民共享全国，甚至全球的市场需求，为其做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农业电子商务平台有利于农业科技推广。农民可以利用网络了解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
（三）农业电子商务平台有利于市场价格均衡
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可以实现农业信息共享，均衡市场价格。有些城市市民在高价购买农产品，而另一些地区农民农产品却烂在地里，这种现象时有发生。信息不畅是这种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农业电子商务平台有助于决策层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
农业电子商务平台信息准确、及时，有利于政府及时做出决策，为农民排忧解难，避免因信息滞后造成重大损失。
三、加快建设农业电子商务平台
（一）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
目前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8.5%。制约了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因此，大力发展农村互联网，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利用互联网信息。可以多渠道多管齐下发展农村互联网。既可以铺设有线网络，也可以发展无线网络。
（二）应该推行电脑、手机下乡活动
电脑和手机是上网必要工具。农民收入不高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这些电子产品。因此，政府应该采用各种补贴手段促进农民购买，要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树立一些利用互联网成功致富的典型案例，引导农民加大相关投入。
（三）政府部门应该牵头建立全国性的电子商务平台
现在网上农业信息有很多，真伪难辨。政府要迅速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商务平台，对各种农业信息进行归类整理，让农民掌握准确可靠的市场需求和农业科技信息。将专家讲座、论著及技术指导通过互联网引入田间、地头。
篇7
「关键词财政预算制度 分权 预算外资金「正文
预算外资金，顾名思义，就是在国家和政府财政预算之外而存在的收支计划资金，它是相对于预算内资金而存在的。比较精确的定义，是指地方财政部门和由预算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规章制度规定，自行提取，自行收取，自行安排使用的不纳入国家预算的一种财政性资金 .
在西方财政民主发达的国家，预算外资金是一个不可被理解的概念，因为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是完全被纳入规范的政府预算的，在国家的财政预算计划之外，是不可能存在其他收支计划的 .而在中国，人们形象地将那些数目庞大的预算外资金称为“小金库”，并且很多地方行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默许的。
预算外资金相对于预算内资金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来源的广泛性与任意性。与正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制度的资金不同，预算外资金的来源十分广泛，比较常见的有以政府及其各级机关的名义征收的各种费用，例如目前大量存在的以针对为城市外来人员办理城镇户口而征收的户口费。以山东曲阜为例，其在一年之内就办理了3000个城镇户口，共计收入9000万，贵州安顺则办理500个城镇户口，得150万。截止到1994年初，全国城市大约一共出售了300万个城镇户口，总收入达到250亿元，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而对这笔钱，几乎分文没有上缴国库，全部落入了地方财政的腰包 .大量的不规范的预算外资金的存在，对我国预算制度的法治建设产生了巨大的阻碍。
预算外资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在监管中的困难。由于预算外资金不像预算内资金那样规范，因而是游离于现有的财政监管制度的控制之外的。这样就给审计机关的审计和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中国大量存在的小金库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在其资金管理监督中的困难是一个重要原因。注意到这一现象，自从1985年起，全国开展了“财政物价大检查”行动，并从1989年起，国务院又着重开展了对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小金库”进行查处，对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侵占、截留的资金状况进行了清理，这项检查一直持续到1997年，共查出违纪资金2044亿元，上缴1331亿元 .即使是这样，中国预算外资金的现实状况也还未真正露出水面，审计机关所能查出的也仅仅是反映在各单位账面上的资金情况，而预算外资金更广泛地是落入个人的手中，或者以各种福利、奖励的名义进行了分流，因此审计机关是无法对这些进行详细地审查的，也就不可能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管。
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也对中国的预算管理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预算管理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对预算之内的资金进行的管理，而对于预算外资金，由于它的不固定性和不规范性，在现有的审计制度不能有效覆盖的情况下，往往使对其的管理鞭长莫及。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管理机制，在资金运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大量违规行为的产生，这也对政府的信誉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近几年中的上访问题中，有大量是关于因征地、摊派费用等与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有关的矛盾。以近年以来的热点问题之一，三农问题为例，对三农问题的解决，重中之重就是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推广，而“费改税”的内涵就是将游离于政府财政预算之外的农村各种费用通过法定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即纳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正规预算制度之内中去，这不失为解决预算外资金管理的一种有效途径。
但中央也不是没有注意到预算外资金存在诸多管理中的问题，对于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早在1986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又于1996年7月颁布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系统地规定了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则，标志着我国对预算外资金管理进入了规范化的阶段。在《决定》以及其配套规定中，主要确立了以下规则，即对预算外资金范围重新界定；将部分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严格控制行政事业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规模；建立预算外资金收支预决算制度；严格规定预算外资金的适用范围 .这些规定都对中国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使中国预算外资金朝着规范化的方向迈进。
虽然以上规定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运行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预算外资金的问题是不能仅仅从技术层面上就能够得到解决的。因为预算外资金产生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权力方面的分权不足。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自古以来就有注重中央权威的传统，在财政权力上更是如此，这就造成了中央权力的过度膨胀，而使地方的财政需求得不到满足，出现了巨大的财政
缺口。尤其是自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得到了加强，中央政府在与地方分享的税种中处于优势地位，拿走了大部分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在无法依靠税收收入解决财政豁口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其基本需要，采取了大量不合规定的做法，例如大量建立地方性国有企业，对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减免征收，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给予地方企业优厚的待遇，采取大量激励减让措施，或者通过地方投办地方信托公司的方式来扩大财源，或者通过出售城市户口、国有企业转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等大量违法违规操作行为来获得收入。这成为大量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现象出现的诱因，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威望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虽然这些并不完全是税制改革后才出现的，但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由于中央财政权力的过分膨胀而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不足而导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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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经济形式是浙江省富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形式，它的形成不仅大大地发挥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益，也因此而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地区乃至整个浙江省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全省经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展示出产业集群的神奇；同时，产业集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对解决农村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全国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一、产业集群经济的独特效应
产业集群经济又称块状经济，它主要是由市场自由选择、当地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决定，并在一定地域空间集聚而形成的具有比较优势、能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产业经济。产业集群经济作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经济形式，具有地域集中、产业惟一、经济体内多为民营中小型企业等特点，在运行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其独特的效应：
1产业升级效应。集群经济体内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都与集群产业相关。产品的单一化使企业内部对产品分工要求较高，进而使其内部企业分工形成专精尖的特点。由于分工的专业化，其中一个部门的技术发展不仅影响到本企业，而且也影响到其它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因而各相关部门之间会彼此产生“挤压效应”和“带动效应”，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正向反馈，最终会推动产业升级，产生产业升级效应。
2规模经济效应。集群经济的一个重要优势即它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企业随着产量的增加，产品的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的经济。集群体内的诸多企业由于其地域相对集中，企业之间在技术方面相互影响，在节约成本方法上也相互传播和推广，进而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作用，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信息成本及管理成本均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经济收益大大提高，增强了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企业群体的规模优势也构成了它的成本优势。
3小城镇效应。大量企业的集中，其背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使各种各样的专业化公司、供应商得以生存，形成密集的专业化物质设备供应网络体系。供应网络体系的形成对人流、物流与信息流服务体系也形成市场，交易也越来越集中，最终有助于小城镇的形成。小城镇的形成对周边农村地区经济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有助于促进周边农村地区农民就业及农村相关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
浙江产业集群经济对整个浙江省经济的兴起起到了强大的推动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产业集群经济作为一个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经济形式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它对吸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及“三农”问题的解决都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尤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农民市民化转变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其成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农民失业的概念，因为农民手中有国家分配的可终生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长期以来，失业主要针对城市居民而言。但最近几年民工潮的大量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陈旧的观念给予重新思考并加以重新定位，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农村隐性失业现象确实大量存在，农民也存在失业和就业问题。
1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但我国并非农业强国，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不仅低于工业部门，而且几乎接近于零。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只要工业部门可以吸纳劳动力，农村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输送大量劳动力。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农业边际收益递减及农村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从事农业的劳动并不需要太多劳动力时，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村游离出来，从事其他可能获得高收入的行业，民工潮的出现正是说明了这一点。游离出来的农民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仍滞留在土地上，便处于隐蔽失业状态。
农民失业主要表现为大量的隐性失业。对于隐性失业，其定义各不相同，通常把劳动者具有名义上的劳动关系，但在事实上由于没有工作或工作时间不足而处于在职失业的现象，称为隐性失业。在农村，人浮于事的现象较为普遍，其实质即是隐性失业。据农业部课题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农业部门需要的合理劳动力数量为1.96亿人，按1998年我国农业劳动力3.48亿人计算，剩余劳动力1.52亿人。到“十五”期末，考虑到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技术进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估计农业生产率每提高1%就将有近300万劳动力将涌入失业大军），种植业劳动负担耕地规模将增长，在现有耕地不变的情况下，种植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进一步降低到1.68亿人左右，农业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1.8亿人。然而，这只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若加上农村新增劳动力和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富余劳动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今后的几年内将可能达到2亿人左右。可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之庞大。
2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带来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是对大量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是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之一。究其产生的原因，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新问题也随之出现：不少农产品总量供过于求，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下跌，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等。从深层次上分析，这种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质量不高、增长方式比较粗放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求在农业粗放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增长方式的同时，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在保证总量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突出质量和效益。因此，为发展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政府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但是由于新兴的产业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而农民大多素质较低，短时间内无法满足用人需求，造成劳动人才短缺；另一方面传统农业及农产品工业由于资本存量的调整，劳动需求逐步下降，致使一部分人无事可干，从而导致农业中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农村失业人员增多。
②农业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影响。土地收益力下降是导致农民失业的直接原因。自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至80年代末，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土地的收益率发生了质的飞跃，农民的收入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土地是他们的一切。但至90年代初，随着农民物质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农业报酬递减促使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进而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便愈加突出，致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直接减收因素。不断减少的土地回报率使农民的收入逐年减少，有的地区甚至仅能解决农民的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农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更无法满足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最终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成为隐性失业者，开始走向城市以寻求回报率更高的行业。
③农村耕地的渐进性缺失。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缺乏的国家，耕地面积尤其较少。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农用耕地数量正在快速减少。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近1.3亩，仅为世界平均耕地面积的1/4左右。而且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及一些对土地的不合理的使用，我国耕地正在以每年500-700万亩的速度减少。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却以每年1000至1300万人的速度急剧增加。且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这种农村劳动力总量上升的趋势将一直延续到2025年左右，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问题。
④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靠政策、二靠科技”的农业观念使国家及每个农民都深深地意识到：科技对农业现代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农业科技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农业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科技成果得以广泛实施。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如高效农药的使用、良种的推广、收割机和插秧机等机器的使用都极大地减少了农民为积肥、收种、除草、灭虫等的田间管理劳动。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技术效益不断增加都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相应提高，使农业对活劳动的需求减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一直在下降：1978年农业劳动力就业率为70.5%，到1991年下降至59.7%，1997年降至49.9%，这与我国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以使资本要素替代劳动是密不可分的。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从农业国逐渐过渡到工业国的必经之路。我国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降低农业占总体产业的比重，减少农村人口的数量，增加工业人口，使农村逐渐城市化。但是，农业比重的持续下降和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其前提是国家非农产业的不断增加，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而我国目前急需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非农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而浙江的产业集群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为农民就业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出路，也为浙江省解决农村问题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三、产业集群经济在解决农民失业问题中的作用
产业集群经济是浙江立足本地实际、顺应需求导向、尽施地方特长的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使浙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20多年以来，浙江经济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发展势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集群经济的快速成长和由此产生巨大活力的支撑。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1年的调查资料表明，在浙江省86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集群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广泛分布在工业中的175个大小行业；所涉及的工业企业23.7万家，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同时，集群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浙江农村工业化进程，又为浙江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构筑了一种有效的空间集群地域组织模式，并产生良好的规模效应和相应的人口空间聚集效应，进而促进了农村城市化发展。
1集群经济拓宽农民就业渠道。集群经济体内的企业多是根据地方优势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者整体素质要求不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恰可源源不断地向其输入，且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要求也不高，无形之中降低了企业产品成本；为了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集群体内企业地点的选择多是在城乡交界地区或偏向小城镇地区，且产业集群经济具有的小城镇效应，可以大量吸纳城镇周边的农民就业。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已较为成功地把农民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民从事一、二、三产业的人员比例分别为34.5%、32.7%和32.8%；到2002年底，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资源为2282.76万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约1300余万人，这与集群经济体内的企业大量吸纳农民工是密不可分的。
2集群经济带动农业经济发展。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民，集群经济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之后，他们的生存来源依然需要来自农业和农村，生活需求的不断增加带动了周边农村地区的农、牧、副、渔等产业发展，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活力，也相应地提高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城镇务工农民的住宿需求也带动了周围农民的房产业，进而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链状经济结构。
3集群经济提高了农民素质，改善了农民生活质量。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用人企业或单位会不失时机地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以提高生产效益；另一方面，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农民工也逐渐意识到知识对于他们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要求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一技之长，以增加竞争优势。另外，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城镇谋职业，加大了农民生活和就业的风险，进而增强了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在浙江省社会保障方面，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可享受同等待遇，如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了农村和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一体化。今年七月份，浙江省又率先出台了《浙江省城乡统筹就业试点工作标准》，从就业时间、收入水平以及生产资料拥有情况等方面综合考虑，界定失业农民的标准，并在省内10市县开始进行试点。在这些地方，只要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农民进行就业登记，就会有人关注他们的就业情况，为之提供求职指导和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并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就业待遇。这些社会保障措施的出台在为农民获得更多的社会保护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让他们真正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产业集群经济在浙江省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为进一步巩固取得的成果，浙江省政府开始逐步建立以市场导向为核心、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制度，完全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地域、身份、户籍等限制性政策，按照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实现用人单位自主用工，劳动者公平竞争就业，促进城乡就业的协调发展，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激活农村经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全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树立了榜样。
四、产业集群经济对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启示
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一大优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而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就要减少农民的数量，就要求我国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多发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比较优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因此，借鉴浙江产业集群企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在我国一些农业大省，如安徽、湖南省多发展一些产业集群经济，既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极大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可大大促进我国的小城镇建设。
1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农民就业尽管有多种方式和方法，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却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大大降低企业产品的成本，增强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其实，一国的产业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主要取决于该产品的成本高低，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就会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运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是由一个国家的自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目前我国的要素禀赋即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而资本、技术相对稀缺，因此要使企业具备比较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可在城镇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样既可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就业，也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发展集群企业，提高农民就业率。很大程度上，集群经济体现出的更是一种规模经济产生的实力，商品极大丰富形成的磁石般的吸引力。集群经济企业的特征即是一个村或一个镇共同生产一种产品，进而形成地区规模效应，增强产品竞争的经济实力，这种企业间的竞争是自由竞争，其结果即是产品价格低，利润薄，一般在5%左右。这种经营模式主要得力于薄利多销，广泛地占领市场，吸引全国甚至国外的更多的经销商，以便更多地赚取利润。企业集群可以克服因企业单一而产生的经济势力单薄、市场信息不畅通、自由竞争力弱及缺乏经济整体优势等缺点，而集群经济企业势力的增强对吸纳农民就业起着重要的作用。不断壮大的企业需要招收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随着集群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多，招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加，其外部效应也逐渐显现：因企业的聚集促使小城镇逐渐形成，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民就业率不断上升，农民市民化加速，农村人口数量渐渐减少，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城乡、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等，其外部效应的最终结果便是更加接近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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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 城市融入 歧视 形象 社会学
一、农民工受歧视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受歧视问题，是指中国大陆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工作，却未改变农民身份，未被城市认同接纳，再加上由于贫穷导致的服饰外表上有明显的不同使得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受到歧视的问题。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影响下，城乡的二元差异不断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也不断在加大，农村和城市的发展水平日益拉大，农民工在一定时期进入城市务工赚钱，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切实的保障。这些是显著的农民工问题，但是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一眼就能辨别出农民工，如果农民工的外貌有所改观，是否这种精神上的歧视也会弱化。因为由于其工作不正规，无工作服，且活儿又重又累，导致农民工的形象和外貌较为邋遢，由于被社会上的人根据此第一特征进行区分和划归，农民工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歧视现象与日俱增。“农民工受歧视”的问题在多项调查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例如，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调查发现，农民对物质生活上的艰辛可以忍受，但是城市居民对农民的“看不起”和“歧视”是令他们最不满和最不能忍受的[1]；上海交通大学史清华教授的调查发现 75.52% 的外来民工受过歧视[2]；北京社会科学院李伟东的调查发现 37.9% 的人受过歧视[3]。但至今并没有任何研究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外貌和形象与其受歧视的影响关联的程度性分析。但笔者认为社会上的人无非是观察到农民工的外形而判定该群体或个人为农民工因此歧视他们，笔者提出假设如果一个农民工只有在工作的时候穿的邋遢，而其余时间尽量使得自己有一个较之前整洁一些的形象，时候歧视就会相应减轻一些呢？有了该问题的作为研究课题，笔者进行了文献回顾，发现已有的文献对于农民工受歧视问题上并非无成果，反而成果颇多，但是成果颇多的情况下在专门研究农民工形象受歧视的还未有人涉猎，这无疑为研究增添了难度，为了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进行了社会学实验的田野调查对农民工的形象受歧视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
因此，笔者联系了某高校的东部教学楼的施工三名铺石板路工人，在其休息的中午时刻，要求其换上三套整洁工作服，在他们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让他们出入教学楼等场所观察表现。
实验结果显示，三名农民工第一次以一人出现在东部教学楼大厅，微笑对着大厅的学生们，最初是以原本自己的衣服，结果有个别学生对其侧目而视，有个别同学看后疾步离开；有第二次以两人出现在东部教学楼的大厅，同样表现；第三次，三个人已经形成团体，该团体呆的范围一米内无同学经过，形成了一个隔离圈，而其它的地方则是学生密密麻麻行进。第三天的中午同一时间，同等实验对照，三人穿着整洁工作服对同学们微笑，有个别同学回应微笑，且三人穿工作装出现的地方并没有形成一股隔离层，而是学生有序的进出并无明显的躲避和嫌弃之意。
二、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形象受歧视问题的具体表现
农民工席地而坐，不讲卫生，屋蓬头垢面，衣服不分春夏秋冬四季，农民工聚集的地方总代表着低俗、粗鄙、没有教养、危险，容易被抢劫或者不安全以及身上有厚重的气味，城市里的人会躲避其行走或者又不好的言语或者表情攻击。这些都是使得社会中的人或者群体对其歧视的第一信号或标签，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该第一信号，或者第一信号并不明显时，歧视现象就会弱化。
三、农民工受歧视问题形成的原因
农民工受到的歧视问题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现代性以及社会多方面因素决定，而笔者认为造成农民工受歧视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因素，即经济地位导致的社会和文化地位上的不平等，就形象问题来讲经济地位导致了其没有金钱完善自己或者美化自己的形象，因此较为邋遢和不堪，也是受到歧视的根源。
农民工受歧视问题受到以下几个第二层面因素影响：当地人的优越感及其程度、农民工自身的因素以及国民素质。其中当地人的优越感及其程度即当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度，而当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度与其优越感有关，且当地城市居民优越感越高，排斥度越高。例如，在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市民对其它城市而来的外来人口持排斥态度，更不用说农民工了，具体表现在社区医院排队挂号外来人口无法持当地医保卡就医排队即受到异样眼光对待。
农民工自身的因素包括工作性质、自身素质、受歧视感等因素，工作性质因素又包括劳动条件差即工作强度大，工作“脏、乱、差”且工资少；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即被拖欠工资、劳动时间无保障等；社会保障表现在社会福利和社区待遇等。农民工自身素质低包括在衣着上农民工不太注意自身形象且没有相应的审美观；农民工内在素质较低，即农民工教育程度较低，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低，2003 年人均受教育水平年限仅为7.6年。目前，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的占 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 0.13%，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 76.4%。而且，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不掌握专门职业技能。据一份资料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民中，有 79.5% 的农民不掌握专门职业技能，掌握一门技能或一门以上的仅占 20%。[4]此外，社会中出现的许多关于农民工的恶性事件的报道将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受到警惕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包括打架、斗殴等群体性和性犯罪、抢劫、偷窃等犯罪行为的出现。农民工自身受歧视感的弱者姿态无疑为其受到歧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民工在在回答关于是否感到自身在城市中受到歧视以及那些歧视的问题时出现以下解答：他们感到受轻视、看不起被警惕、被抗拒抵触以及在公共场所差别对待的问题，例如在公共场所，自己参与一个健身器材，往往原先的人都会捂鼻子离开。
四、对策
针对以上农民工受歧视的影响因素，笔者在考察大量学术资料中择取若干条何时建议，且根据以上情况提出了具有创新点的建议整理如下：
第一，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在形象上受歧视问题，加强农民的土地资源优势即新一代中的农民子孙基本都入学、经商、试图摆脱土地的束缚，细看中国大小乡村基本是老一辈的人在耕种土地，新一代的年轻人甚至不会下地种植，随着老一辈的人的逝去，年轻一代对土地的继承，具有拥有权却不会使用，农业未来的发展道路不是转租承包以及机械化的农场制就是国家收归控制农业的方式，若农民加强其土地资产优势，通过对土地的机械化使用创造社会财富，以提高经济地位带动社会地位，因为土地是城里人没有而羡慕的资产，因此加强土地的利用优势是消除城里人对拥有地的农民工歧视的第一步。
第二，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也是为提高农民工的经济地位打基础，也是为了在农民工形象受歧视问题上提供较为根本的解决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小修小补。建立代表农民利益与农民工免费法律援助机构为一体的正式组织。在我国，已经存在包括妇联、工会、工商联在内的代表各个阶层利益的组织，但唯独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组织，建立该组织，为加强政治参与权无疑为农民工在国家政策中增加争取平等权益的砝码。加强国家和执法与监督力度。国家执法和监督力度不够，对于农民工市场不仅缺乏将严格的监管，也没有正式的法律规定相应的农民工关于劳动权益和社会福利的保障问题，以及企业的监管侦查力度和法规，因此应当加强农民工市场的监管，不断改善农民工的工作条件。
第三，国家规范农民工市场，制定规范的同时，适当的为农民工提供工作服，使其与其它工厂的工人一样，得到应有的尊重，而非蓬头垢面的农民工第一信号。从外观上改造农民工的形象，加深对农民工的关注度，三农问题的缓解措施如果不能从根本经济上或者提高自主发展经济能力上提高，那么农民工的歧视问题解决算是缩短城乡表面贫富差距一个环节。
第四，提高农民工素质。提高素质补救和未来农民工素质培养同样重要，以招收农民工的企业为单位，对农民工进行素质培养和教导，开设培训课程，每年国家给三农问题拨下下巨款，但实质上只是填鸭式辅助，并未给农村人民真正的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在三农辅助渐渐进入轨道的情况下，第二步就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自我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行素质提高的培训课程，开设成功学或者国学文化或者农业以及建筑学文化，在视野开阔中不断磨砺自己，最终七到九亿农民的素质提高为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奠定基础。
尽管改观农民工的外貌能够减弱大众辨别农民工的外貌，即使农民工有了在外貌上有良好的改观，但工作的劳累程度、干净程度以及并没有过多的资金来修整自身，导致这一计划实行困难重重，但发给农民工一套整洁的工作服，也许会像蝴蝶效应一样有所注意他们自身的形象然后也能获得像普通市民一样的尊重。假设虽是假设而且带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属于农民工心理的范畴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诸如色彩心理学中所说，一个人愿意穿上黑色的西服带给对方不一样的稳重，也许真的存在一种叫做农民工的穿着心理学的学说也不一定，如果规范农民工市场无从下手，也许一套工作服就是规范农民工市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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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性金融三农金融金融深化风险管理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历史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农村经济相对增速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面向“三农问题”建立有效合理的制度和措施,从宏观上既可以稀释去年我国经济危机形势下投放的过多货币量,缓解城市区域性通货膨胀问题,又可以改善民生,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对实现全社会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有着重大的意义。金融服务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商业性金融作为金融资源市场化的代表,拥有更为雄厚的货币、人力资本、机构制度和金融创新的积极性,合理调度和使用商业金融资源将对满足农村贷款需求,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体系中商业性金融的支持作用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Mishkin(1978)等人强调了金融中介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认为金融中介可以形成信息获取与监督的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解决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导致的市场失灵。Allen&Santomero (1997)等人认为商业银行通过合理的风险管理制度吸引资金进行高质量的资产转换,可以带动储蓄和投资双方的价值增值。商业性金融的发展影响了储蓄率、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率,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加强金融资源在农村的商业化运作,利用利率工具进行市场选择,一方面可以使农村资源获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加快农村高科技新兴产业增长,带动农村经济模式转型。另一方面,商业性金融运用城市成熟的运作经验,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创新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在同业竞争中实现农村金融服务品质的大幅提升,有利于推进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是改善农村投资环境的重要动力。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支持体系中商业性金融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大型龙头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融资、创业企业提供风险投资、农业风险提供保险和为外来务工者等微观主体提供汇兑清算等中间业务服务。农村龙头企业是连接传统农业和资本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重要纽带,一个地区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不仅为农户提供了最新的市场和科技的信息,提高了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增强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2006-2008年,中国农业银行对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年均增速达到22.61%。至2009年,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中与农行保持业务往来的有598家,占比为67%,体现了很好的金融支农资金优势。在中间业务方面,针对农民工在城乡间的频繁流动,商业银行运用其大范围网点优势在汇兑方面保障了农民务工者资金的结算和转移。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大,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对农汇兑结算业务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保障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自由的转移和输出。
二、农村金融体系中商业性金融面临的问题
农村金融体系中商业性金融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国有银行商业化引起宏观上的金融供需失衡、市场化不充分、监管不完善和微观上的金融产品服务稀缺、金融排斥等现象。
农业的弱势性和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性使得金融机构运作风险加大,资金在农村中的收益相对于城市偏低。在国有银行商业化后,其商业性质(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必将引导资金流向比较利益较高的城市地区。风险和收益的双重制约使得商业银行如抽水机般将农村资金的不断抽向城市地区,加深了城乡二元经济差距。我国目前提出农业结构调整战略,要求生产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必然会加大对资金的需求,大量的资金流出必将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1990-2006年我国农村储蓄不断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抽出资金,平均资金抽出占存款比达36%,抽出资金额从1990年的747.9亿元增至2006年的17213.9亿元,去除通货膨胀率的因素增幅高达1026%。2007年后在支农政策的强调下占比虽有所减少但总量依然上升,这为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三农的再贷款增加了巨大的负担。因此,引导资金从城市回流农村是目前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资料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90-2002年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农村存款余额加总计算,2003年以后加入商业银行农村存贷额统计。
其次,我国在经济转轨中的经验不足,市场化程度不充分,二元经济现象严重,农村出现商业银行与民间传统钱庄、当铺、高利贷等并存;金融市场不发达、信用工具少等现象。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逐渐由传统的汇兑和信贷功能逐渐向资金配置与结算、风险管理和信息提供等多元化服务转移。在某些较发达农村地区,农村生产积极性高,资金需求强烈,但缺乏相关的保险制度。如果能对相关农产品进行再贷款保险、逐步发展期货市场,相信会使农业风险降到最低,避免出现“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等现象。对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仍存在资金缺口大,农民从事生产积极性不高等情况,如果能将融资关系与技术产业支持链接起来,相信会取得更好的成效。
第三,由于农业生产具有系统性风险大,周期长等的弱势性,商业性金融在面向创业农户和中小农企时产生了一定的金融排斥问题。产生金融排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普遍落后于城市,农民资信状况不透明、贷款品种范围分散等因素使银行难以产生规模和范围经济;金融产品服务单一,加大了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农村外部环境较差,难以吸引金融人才向农村转移;农村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商业性金融将资金转移到风险更低更易获利的城市地区。前几年,商业银行在农村开办的网点出现亏损甚至难以经营的现象,银行网点纷纷撤出农村。这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存贷差距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逃避无利解决问题,商业性金融应有勇气重返农村,在政策的配合下,合理配置农村市场资源,加大力度进行金融创新和监管,充分认识和管理农业市场风险,为农村金融提供优质的服务。
三、多方入手,解决商业性金融在农村发展问题的对策
(一)宏观层面入手,应加大对农补贴力度,转变政策性金融补贴方式,适度放开利率管制,加强国家信用担保和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促使农村资金向城市回流。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党近年来的政策重点逐步向农村转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等方针出台说明政府正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力度。这种支持主要体现为政府直接投资、通过政策性银行放款、对农村金融贷款税减免和利率补贴等方式。但对这种方式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市场发展规律的,政府的过度投资一方面增加了财政压力,而且还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商业性金融发展,利息和税的补贴又会引发道德风险和因贷款额度僧多粥少产生的寻租行为。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国家在加大对农补贴力度的同时,更要注意自身角色的转变,政府在市场中应提供更多的信息,起到中间人而不是决策者的作用;并非简单的将蛋糕扔出来喂饱少数人,而是教会更多的人如何合理吃蛋糕,完成由主导型向服务型、运动员向裁判员的转变。减少国家主导型作用,让市场自发的解决问题,让商业性金融、农民和更多微观主体参与到市场的金融制度创新,并让他们分享到更多的金融发展成果;增加国家服务型作用,在加大对商业银行服务新农村建设风险补偿的同时,还可以对金融中介等服务机构的建设进行更多投入,并发挥国家信用优势组建信用担保机构,吸引资金投入进行商业化运作。另外,国家还需制订相关法律法规约束贷款者和放款者的违约行为,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市场透明度,完善农村信用环境,降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从利率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出现城乡二元经济现象,政府对信用不发达的地区实行利率管制,使得利率无法市场化,过低的利率一方面是贷方出现惜贷现象,一方面增加了借方的道德风险,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实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才能通过利率――投资杠杆解决因金融压抑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对农村商业性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回归结果表明,1985-2005的25年中,农村实际贷款利率的提高正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因此解除金融压抑、促使利率上升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是符合提倡在发展中国家推行高利率政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农村金融的高风险决定了其高利率,政府在打击高利贷和不良贷款机构的同时,也要适当放开利率管制。金融资本通过商业化运作,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将利率提高到一个借贷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内,不仅会使借款方获得更高的收益和积极性,也会提高贷款方的贷款成本和违约风险,从而提高资金使用率,使资金流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项目。提高利率,才能吸引更多的商业性金融参与到农村金融建设中,加强金融深化;才能提高农村储蓄资源利用率和现金流通量,使资金从城市向农村回流,达到“城市反哺农村”的宏观目标;才能更加有效的促进农村投资率,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
(二)微观层面入手,应鼓励商业银行在农村进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加强农村信用风险管理,与民间金融和信用合作社合作,进行利率市场化试点改革,诱导其商业规范化经营。
由于“三农”的金融需求具有需求量小而品种繁多、季节性强、经营成本和系统性风险高等特点,宏观上提高利率虽然可以缓解市场风险,但微观上还需要各个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针对农村金融,商业性金融所作的并非规避风险,而应该主动管理风险。针对“三农”金融需求的信用风险,银行可通过建立联保机构通过委托――机制进行更积极的监管,还可以对贷款人建立信用记录,通过统计调查贷款者的信用情况,有针对、有步骤的进行放款。国际上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GB模式)就是其运作的成功典范,该模式对借款人采取“会员――联保小组――乡村中心”的层层组织结构,充分发挥其内部地缘、血缘关系对放款者进行监督。另外,GB模式通过信用统计调查确立以贫困人口,特别是女性贫困人口作为主要贷款对象。在良好的机制运行下,该模式乡村银行遍布孟加拉国64个地区6.8万个村庄,还款率达到97%以上。在我国,商业性金融也有其特殊的发展模式――村镇银行。村镇银行对比大型商业银行具有更加灵活的经营方式,可以运用其地域、政策和信息优势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填补了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领域的部分空白。扩大村镇银行试点,加强银行内部基础管理,引进人才,提高风险监测、识别和预警能力是村镇银行的未来发展方向。针对“三农”问题的流动性风险,在某些金融发达程度不高的地区一般依靠惠农政策补贴降低风险,但如果金融市场较完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银行也可积极自主的进行金融产品的证券化试运行,发展商业票据市场,针对一些生产周期长,但收益性和稳定性较高的金融资产适当的开放其二级市场进行再融资,解决银行因资金周转不足造成的流动性风险问题。一方面这需要成熟合理的担保机制比如国家信用或者专业的信用中介机构提供担保,另一方面也需要对金融资产进行合理的分类和信用评级。美国在发展中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社会上的小型商业贷款非常分散且企业状况差别很大,因规模不够难以达到银行的贷款标准,也很难进入商业票据市场。针对该情况,美国进行了小型商业企业贷款证券化的金融创新,通过划分抵押贷款为特定的标准,使各种类型的抵押贷款证券具有较好的同质性,再划分其金融资产的收入标准并打包进行融资,既扩大了规模又分散了风险,这对我国未来城乡中小企业融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商业性金融应当加强与民间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联系。民间金融和合作金融虽然运作机制不如商业性金融规范,但却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制度优势。在掌握更多信息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可以提供更为灵活的贷款服务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商业性金融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成熟的市场运作制度。两方面的优势可以互补。在合作中,商业银行为民间和合作金融提供资金服务,扮演“资金运营商”、“资金商”和“资金顾问”等角色,引导民间和合作金融规范合理的运行,提升农村金融抗风险能力,维护农村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民间金融和合作金融则扮演“售货员”、“调查员”和“推销员”等角色,深入基层,广泛调研,了解民间资金需求状况,为农户等微观金融主体提供与之适应的多样化的特色金融服务。从不完全竞争市场和博弈论相关理论分析,商业金融可以与民间和合作金融进行利率市场化试点改革,维持农村市场利率的稳定性可以有效规避金融机构面临的利率风险,打击高利贷和洗钱行为,提高市场化运作效率和金融深化水平。
(注:此项目属于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为:AHSK07-08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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